全球城市：多元文化与国际经验

“全球城市”（Global City）的概念最早由Cohen于1981年提出，之后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在1991年进一步提出建构“全球城市”的学术概念，可以被视作是“全球城市”概念的来源。与之类似的“世界城市”（World City）概念则在1889年就由德国学者哥瑟（Goethe）提出，二者在内涵上略有区别，“全球城市”更多就经济层面而言，“世界城市”的定义则不仅包括经济层面，还包括了文化和政治层面的涵义^［16］。

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的定义和研究中，谈及“全球城市”“世界城市”，通常关注的是某个城市在世界经济、贸易、物流体系中是否已经占据了举足轻重的枢纽位置。与此同时，文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在驱动力已成为国际共识，文化维度的指标和排名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国际大都市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趋向于城市文化软实力的竞争^［17］。例如在一系列评价世界各大城市发展水平的评估体系中，在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A.T. Kearney）发布的《全球城市指数及最具潜力报告》（Global Cities Report）中，“文化体验”的指标占到了15%的比重。由英国发布的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网络节点整合能力评价（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简称GaWC）更加关注金融、会计、广告、法律和管理咨询等五大行业在城市中的发展，以衡量一座城市是否具备全球资本服务的能力与潜质。日本森财团发布的全球实力城市指数（Global Power City Index，简称GCPI）在涉及文化的指标中，也更倾向于包括旅游设施、游客吸引力和国际往来等方面的内容。

在今天，“全球城市”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从容纳商品流通的贸易中心演变为主导资本和信息流动的金融、信息、科技中心。在新的交通和通信技术推动“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中，“全球城市”如何在发展过程中突出城市个性、避免落入“同质化”发展模式的陷阱，日益成为城市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从理论层面来看，“全球城市”的理论模型来自于解释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获得世界影响力的形成机制；然而在实践层面，在全球城市高度竞争的格局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习惯于对照发达国家城市，视这些城市为“全球城市”的理论模型，以模仿的方式树立自身建设“全球城市”的发展愿景。这种建立在模仿、对标基础上的“全球城市”建设显然更有利于国际资源的引入，但也给城市的发展带来了一些普遍存在的社会、空间、政治方面的问题^［18］。在其中，由于“全球城市”模型过于雷同而使城市陷于同质化发展轨道，显然是突出且普遍存在的现象。

总结我国40年快速城市化的成就得失，可以看到，在城市化成果丰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片面地追求空间、土地、人力资源及规模效应的经济开发活动，对城市形态、城市文脉、社会结构关系等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城市风貌的同质化、传统文化基因的断层化和乡土社会结构的破碎化日益严重。”^［19］在这个意义上，城市的地方文化资源是否得到充分的挖掘，将城市的文化潜能转变成标记城市特征和辨识度的源泉，以及城市文化发展如何助力建设全球城市的愿景，就成了观察当代城市、分析不同城市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在城市文化形象和城市品牌营造方面，我国与世界先进城市之间仍有较大差距^［20］。在城市形态、管理形式、主导功能日益趋同的大背景下，城市的文化差异凸显着城市的独特风貌，通过勾勒城市文化肌理，用文化铸就城市生活空间和城市性格，便有可能消弭城市发展同质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

2017年，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加快本市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为建设“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提供强大产业条件。2018年，上海市政府公布《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明确上海到2035年要基本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成为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为上海未来发展描绘了美好蓝图。结合世界各地城市的案例，在今日探寻城市文化建设与全球城市愿景之间的衔接点，因此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在世界范围内，因日益增长的相互联系和人力资源的流动性，城市之间常常产生激烈的竞争，而应对这种竞争的方法之一则是采用以文化为主导的城市复兴策略。如何在推行一种可行的城市发展策略的同时，有效地塑造城市的辨识度和差异性，在这一点上，欧盟的经验值得借鉴。

欧盟理事会于1985年推出的“欧洲文化之都”（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简称ECOC）的评选被认为是一项推动城市文化复兴的有效举措，Nataša URBANČÍKOVÁ撰写的《欧洲文化之都：它们的个性是什么？》（European Capitals of Culture：What are their individualities?）一文便有意从获得“欧洲文化之都”称号的城市中评估它们的文化差异性，探讨具有欧洲地区影响力的城市如何在推进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发挥自身文化特色，从而在整个欧盟范围内探索多元城市文化的可能性^［21］。

“欧洲文化之都”计划的最初想法是要创造一个对所有欧盟公民具有吸引力的文化品牌。在最初几年，获得奖励的都是一些欧洲重要的文化中心和各国首都，如雅典、巴黎、阿姆斯特丹、柏林和佛罗伦萨等。直到1990年，格拉斯哥利用“欧洲文化之都”项目有效改变了工业城市的形象，将文化政策作为城市转型的一种方式，并产生了在欧洲范围内具有持续性的影响。此后，“欧洲文化之都”计划开始慢慢改变对城市的选择，关注城市如何为了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在欧洲层面进行合作的同时，广泛建立地方网络，并打造新的文化管理结构。随着“欧洲文化之都”的评选活动成为城市发展的工具，该项目越来越强调文化和社会经济对城市和更广泛地区的影响。对于许多城市来说，参与该活动代表着在欧盟崭露头角、重塑城市文化品牌的一种前景。

受“欧洲文化之都”项目的影响，城市文化多样性体现在欧洲最重要的文化中心（如佛罗伦萨、巴黎）和具有历史文化遗产的小城镇（如阿维尼翁、帕特拉、萨拉曼卡）的城市定位之中。在过去30年里，“欧洲文化之都”作为一项公共政策举措的突出贡献在于，把文化作为一种经济驱动力，文化不仅仅是艺术和文化产品的消费，还要求市民的积极参与，从而提高城市内部的社会凝聚力和多种文化之间的对话。

在当今的城市景观中经常可以看到各种商业和公共功能的灵活混搭，这一点在亚洲人口密集的全球城市中体现得尤为明显。Ekaterina Shafray和Seiyong Kim以韩国首尔的咖啡馆作为混合式公共空间案例，从城市设计类型学的角度对首尔的公共咖啡馆和咖啡店进行分析，探讨了在全球城市中构建一种新型城市“混搭”文化的可能性^［22］。

对于亚洲城市而言，咖啡是一种舶来品，因而围绕咖啡所形成的城市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国际化”的元素。韩国首都首尔是全世界咖啡馆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Ekaterina Shafray和Seiyong Kim主导的这项研究注意到了咖啡馆的空间特质，一般来说，咖啡馆的位置靠近城市主要功能建筑，通常其空间布局紧凑且体现着使用者的喜好，在咖啡行业高度竞争的格局中，咖啡馆反而成了可以容纳创新设计方案的绝佳场所。这项研究从微观层面研究了一幢包含五层空间结构的专业咖啡馆的实例。除此之外，从宏观层面看，文章还研究了咖啡馆的可用性特征与其地理位置之间的关系，例如在大学校园附近、明洞的商业和娱乐区以及汝矣岛的办公和商业区，咖啡馆的空间布局总是与该地区的主要用途相适应。

这项研究着重介绍了七种类型的咖啡馆如何与其他项目相结合，显示了新型城市文化的创造者在竞争环境下所发挥出来的独创性，同时也表明了作为全球性城市的首尔，其城市空间的功能日益混合化，并在这种混合式公共空间的基础上衍生出形成新型城市文化的可能性。

在日本，一些学者借助日语词“土着化”（dochakuka）发展出了“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概念，这个概念同时表述了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本土化（localization）的协同与抗衡，“体现了全球网络与本土社会力量此消彼长的互动过程，亦即全球性和本土性相互适应与联结的过程”。

由中国和日本两地学者共同撰写的研究《微观情境视角下日本社区营造运动的全球本土化分析》（“Globalization-based Analysis of Japanese Community Building Movement from a Micro-context Perspective”）于2020年发表于《景观建筑前沿》（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刊物^［23］，文章从微观全球化视角出发，选取东京神乐坂的社区营造为例，考察了在社区营造过程中话语实践的创新，来探究日本社会在全球本土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和驱动力。文章首先从词源学的角度阐释了“全球本土化”的概念内涵，之后通过具体微观情境来理解全球本土化这一概念，认为这是社区营造研究中全面理解本土社会全球化进程最适宜的分析框架。(www.xing528.com)

文章选取的案例聚焦日本东京市的神乐坂（Kagurazaka），由于神乐坂较好地保留了大量街巷中的神社、旅馆和传统工艺品商店，这一地区现在是日本传统文化景观的代表，因而神乐坂给人提供了身处由社会、历史以及文化交织而成的复杂空间中的体验。文章认为，在神乐坂社区营造的推进过程中，受全球化影响的地域社会协调发展的经验尤其值得关注，“全球化产生的问题不仅迫使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环境，同时也唤起人们对本土生活方式的重视”，这使得当地居民形成了强烈的恋地情结，最终使神乐坂在1988年被划定为社区营造示范区。之后这一地区的社区营造又经历了几个阶段：

（1）1991年，神乐坂地区居民和商户成立了“神乐坂町营造会”，推广神乐坂地区独特的“路地”文化。

（2）1994年，“神乐坂町营造会”颁布《社区营造宪章》。

（3）1997年，“神乐坂町营造会”与神乐坂商会推出街道改良计划，规范了神乐坂街道空间的建设。

同时，在“神乐坂町营造会”的发起下，这一地区开发了许多在地的文化保育活动，将这一地区成功地塑造成具有文化品牌效应的文化街区。最终在2009年，神乐坂町营造会成功入选由日本联合国协会联盟举办的“未来遗产运动计划”。

“社区营造”（community building）是以地域社会现有资源为基础，通过多元化协作使人居环境逐步得到改善，从而提升社区活力的一系列活动。日本的“町”（machi）既是社区营造的基本单位，也是传统街区的计量单元。文章指出，“以町为单位的社区营造的核心便是从非官方、非专业的民间维度对地域社会共同认可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进行衡量”，目的是使在这一区域内的居民形成“颇为明确的文化及社会集体心理意识”。在这个意义上，神乐坂以全球化为契机规划了原有的社区公共资源，增强了社区参与全球化的能力，因而神乐坂并非全球化过程中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像神乐坂这样的社区没有选择在全球化进程中“营造”新的东西，而是“对现有的事物进行仔细琢磨以使之脱胎换骨”，从内部真正激发本地活力。

文章对于全球化所带来的同质化问题有一种颇为乐观的观点：“商品、服务和观念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文化差异会在大规模的同化作用下消失，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人群正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应对着全球化的影响。”从神乐坂的案例可知，在日本发生的社区营造运动可以代表“全球本土化”的一种形式，它包括两方面的交互作用，证明本土文化与全球化进程可以实现双向互动：一方面是话语实践的“调适转换”，即当全球趋势渗透至某一具体社区时，其话语方式会有选择性地被重新定义和调适，从而形成适应社区的新的本土文化；另一方面则是话语实践的“整合创新”，即地域社会在全球化的压力下主动采取因地制宜的调和措施，使不同文化或社会群体中的话语元素不断进行选择、阐释及重组。

许多东欧国家正在发生着后苏联城市空间的重大转变。城市正在避免集中的城市规划和设计，并实施许多学者在乌克兰的城市中所观察到的新自由主义城市化机制。在抛弃了苏联时期的城市规划方案之后，乌克兰的城市一方面受到来自商业权贵的压力，另一方面则又缺乏国家层面的城市战略，这使得以基辅为代表的乌克兰城市在应对持续变化的时代里尤为脆弱。由Olena Dronova，Stanley D. Brunn撰写的研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是如何改造了基辅的节点地区》（How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Processes Are Transforming Kyiv's Nodal Areas），将基辅的节点地区作为分析结构性变化的焦点，分析了基辅城市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而导致的城市功能和空间的转变^［24］。

这项研究展现了城市节点特征如何被塑造的过程。该研究确定了44个节点地区，并根据其社会和文化价值划分为六种转型类型，又选取了老基辅（Staryy Kyiv）、波迪尔（Podil）和佩切斯克（Pechersk）进行地区个案研究。文章指出，这些位于基辅中心地带的区域由于高度审美的建筑、近在咫尺的绿地以及丰富的文化与自然景观，应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在今天，这些地区的主要文化功能日益丧失，空间被购物中心和娱乐中心所占据，充满了酒店、停车场、临时建筑、户外广告和未经许可的贸易设施。

在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原共产主义国家里，全球化的冲动通常被施加在一些具有特征的城内区域，这些区域的许多特征被认为是前一个时代的遗留物。这种复杂的拼凑强化了城市景观的转型，同时也带来了如何保持城市吸引力的问题；在社会政治方面，乌克兰实现了从严格监管和指令性规划到竞争性商业环境的不完全过渡。对像基辅这样的原社会主义城市而言，整体看来，在城内的大多数节点地区，文化、审美、代表和交流等功能正在被商业、服务和交通用地等所取代。由于其特殊的社会和历史意义，一些节点地区正在获得更多的文化和象征价值，但在实践中可以看到，对原有功能的替代考虑不周而常常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全球化对许多城市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想要去迎合的发展契机，甚至“全球化”本身就蕴含了一种城市发展的价值导向，促使越来越多的城市试图突破现有的区域性影响力，争取在国际竞争格局中获得令人瞩目的位置。在近期所见的数篇相关研究中，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在当今全球化格局中塑造城市独特文化的可能方案，然而这批研究也浮现出一种普遍的焦虑，那就是担心全球化所带来的普遍主义发展逻辑正在日益吞没地区自身的特殊性，从而寄希望于用文化的方式来保护、维持、塑造和守护地区自身的特殊性。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以及力争成为“全球城市”的普遍发展愿景，成为了讨论建设城市特有文化的时代语境。

上述文章有的关注到宏观层面的城市整体文化建设和文化形象塑造。例如一些欧洲的小城镇在“欧洲文化之都”项目的影响下，努力挖掘城中的历史文化遗产，因而在全球城市同质化的今天，准确地确立了自身的城市发展定位。但并不是所有城市的文化发展都如此乐观，像基辅这样的前社会主义城市就因为种种原因，始终面临着“全球化”浪潮对城市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城中富有文化特色的节点地区不仅未能维持原有的风貌，反而当这些地区的文化、审美等功能被商业、服务和交通用地所取代时，城市正日益丧失其应有的文化发展潜能。也有些研究更关注微观层面的实践，例如聚焦东京神乐坂地区的研究就把这一区域的发展定义为日本进行“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与“社区营造运动”的优秀成果，而围绕首尔咖啡馆的研究则更关注城市空间功能混合化的特点，试图由此探讨在当代城市混合空间基础上发展出新型城市文化的可能性。

来自不同地区的案例展现了世界各地的城市应对“全球化”的选择、态度和方案，从中大约可以将不同城市应对“全球化”的态度归纳为以下几种：①全盘接受全球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甚至不惜抹掉城市固有的文化特征；②打造城市特有的文化形象和文化辨识度，从而在更大地理范围内（比如在全欧洲范围内和全球范围内）凸显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③不认为全球化时代必然会对城市本土文化造成冲击，反而相信本土文化自身的价值可以更好地促进全球化时代的城市发展质量；④努力争取在宏观和微观层面融合全球文化和城市本土文化。然而，从上述案例研究可知，不同城市针对“全球化”和“全球城市”的不同理解，将会带来完全不同的文化建设的理念及主张，而当全球城市与地方文化的多元发展同其他城市发展问题相叠加时（如城市更新），这种关乎城市文化建设的探讨与论述，将在大的时代背景中展现出更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