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韧性：文化与国际经验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暴发，疫情暴发激起全球知识界的剧烈反响，在城市研究领域，学者们纷纷注意到了“韧性”（resilience）的概念，并围绕“城市韧性”（city resilience）和“韧性城市”（resilient city）展开了一系列切中时代关注的讨论。“韧性”一词源于拉丁语“resilio”，指的是“回复到原始状态”。在2020年疫情暴发之前，“韧性”概念在城市研究领域已经几经发展：最初，“城市韧性”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灾害风险治理，很少涉及社会系统层面；随后在2013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启动了“全球100韧性城市”项目，2016年第三届联合国住房与持续城市发展大会提倡以“城市的生态与韧性”作为核心议题^［1］，由此“城市韧性”成为了城市规划领域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研究视角和分析工具。

“城市韧性”指的是“以增强城市在承受扰动时保持自身功能不被破坏的能力为主要目标，从而提升城市应对扰动的可控性”^［2］，而“韧性城市”则指的是“针对所有突发的和缓慢发生的、预期的和意外的灾害，能够就预防和应对灾害进行评估、规划和行动的城市”^［3］。伴随着疫情这种席卷全人类的大规模灾难事件的发生，使得“韧性”这个新兴理念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使用。与此同时，另一个重要的后果则在于，当人们在2020年以后讨论“韧性”主题，似乎更容易让人直接联想到如何抵御流行疾病这种特殊的城市灾难风险。由于大多数新冠肺炎病例发生在城市地区，持续展开限制性措施控制疫情，对全球各地城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4］。可事实上谈及城市的“韧性”并不限于疫情的语境，甚至也不单单适用于探讨灾难情境下的城市建设，“韧性”这个概念的使用可以更加广泛，包括了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生态学等等，且在不同的学科视野下被赋予了多种概念定义^［5］，从而也就决定了“城市韧性”问题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和阐发。

在学术与时代的交叉点上，“城市韧性”就此成为了当下前沿城市研究中的关键词。鉴于城市经常面临着自然灾害、环境污染、能源短缺、经济压力、城市衰退等多种冲击和压力，城市在各种突如其来的自然和人为灾害面前，往往表现出极大的脆弱性^［6］，“城市韧性”不仅延续了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讨论的核心论点^［7］，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的时刻，“城市韧性”也注定成为学者们预见性地探讨后疫情时期城市复兴问题的重要概念。

与其他领域从“应对危机”的预见性视野使用“城市韧性”这一概念不同，从文化视角讨论这一问题，则更着眼于文化对于城市韧性的建设性意义，“文化领域的韧性发展不是简单复原，而是更高层面上的‘弹回’”^［8］。很难想象将文化用于防灾会如何，但文化却能给灾后的城市带来精神上的提振与洗礼。文化对于巩固市民对城市的信心、认同与归属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可以被视为激发城市内在活力的引燃剂，为城市韧性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社会层面的保障。

发达的城市文化可以显著地提升城市社会水平和城市生活质量，这一点在过去几十年间提倡以文化主导的城市更新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实践论证。以往的研究表明，文化或指导行为的信念和态度，在塑造一个国家公民的价值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制定城市复原力计划，评估文化在这些计划中所扮演的角色具有高度的现实意义^［9］。

围绕“城市韧性”和“韧性城市”建设的主题，本书这一部分选择了多个具有代表性的前沿国际城市的案例研究，分别从不同侧面回答了文化如何推动城市韧性的巩固和重建。

Tim Prior与Florian Roth在其2013年发表的《全球城市的灾害、韧性和安全》（Disaster，Resilience and Security in Global Cities）一文中，站在全局视野指出，考虑到城市灾难问题，全球城市的复杂性可能是一把双刃剑^［10］。一方面，全球城市具有一系列特点，如人口密度高、民族异质性强、人口不断迁移、基础设施系统复杂等，这些都会增加城市面对灾害时的脆弱性；另一方面，大多数城市环境在经济生产和分配、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方面具有相当大的优势，这些都可以用来大大降低灾害风险和脆弱性。然而，剩下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组织这些分散的资源和服务，使得城市系统为重大灾害做好准备。虽然各种风险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但应对城市风险的政治和行政责任往往分散在不同的机构中，这些机构难以找到共同的职责来应对这些风险。为了找到适当的机制来规划和管理全球城市的灾害治理，所有相关行为者必须密切合作，以便制定各种办法，充分利用城市复杂性带来的机遇，同时减轻复杂性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自2008年以来，由于希腊债务危机引发了剧烈的社会经济危机，雅典经历了重大震荡，暴露了雅典城市发展的薄弱环节和城市未来将会面临的长期压力。然而，雅典市视危机为机遇，认为过去希腊遭遇的社会经济危机同样揭示了城市的基本实力和隐藏的社会、人力资源。2017年，雅典发布了《2030年韧性战略》（Athens Resilience Strategy 2030）^［11］，建立了一套长期聚焦城市韧性的规划方案，期待雅典能反思、学习并积极落实丰富、强有力且具有包容性的系统，不仅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而且使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该战略由四个支柱组成，包括65项行动和53项支持行动，其中有16项与艺术和文化有关。2018年《雅典城市文化韧性报告》同样强调文化对城市韧性的重要意义。

总体而言，雅典面临严重的国家债务危机之后，明确提出应该通过顶层规划、培训教育、合作互助等措施，有效组织、整合城市各类文化资源，最终通过文化建设来提升城市韧性，应对未来潜在危机^［12］。

Alberto Vanolo于2015年发表的文章《福德主义城市和创造性城市：意大利都灵的演变与韧性》（The Fordist City and the Creative City：Evolution and Resilience in Turin，Italy）聚焦意大利最具代表性的“福特主义”（Fordism）工业城市都灵，都灵在汽车工业陷入衰退、福特主义出现危机的时候，选择了以文化为主导的城市更新方式^［13］。文章使用“韧性”的概念分析了都灵从福特主义的工业城市逐步演变的过程，通过关注城市社会经济基础中可替代部分的演化模式，可以发现当地经济文化和实践的多样性与应对冲击和转型的能力之间存在的协同作用，由此构成了一种城市韧性。此外文章还强调多元均衡的视角，把都灵视作包含了“福特主义城市”和“创意城市”等明显对立的城市类型的典型，认为这种城市具有一种混合的潜力，凭借着创意和路径依赖型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工业文化城市的混合形式。

城市文化的主体是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也就是城市的市民群体。在世界范围内，城市往往集聚了一代又一代前来定居的移民，因而城市也通常是一个将移民转变为常住民的独特场所。Mary J Hickman和Nicola Mai从移民与社会融合角度对伦敦城市韧性作出的观察正是着眼于此，《移徙与社会融合：评估伦敦的地方韧性》（Migration and Social Cohesion：Appraising the Resilience of Place in London）一文旨在了解城市中的“前代移民”（previous immigrations）是如何被看待和感知的，并思考其对于当代移民的影响。文章尝试探索英国六个地区内新移民和常住人口的生活，尤其关注移民的分层历史和历史上构成的散居空间，即多种文化以千差万别的方式得以碰撞的空间，以及它们对英国制定社会干预政策的关系。(www.xing528.com)

文章突出了理解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性，而社会凝聚力通常来自于有关归属感、义务感和身份的当下叙事的塑造/重塑。社会的异质性源于社会、地理的流动以及多文化接触空间，这种叙事提供了社会异质性在不同地方和层次上的管理方式，包括全球的、民族的和地区的尺度。

日本专修大学的今井海蒂（Heidi Imai）和庆应义塾大学的Yao Ji正在进行中的最新研究名为《社会资本、创新与地方韧性：危机时期的东京街区》（Social Capital，Innovation，and Local Resilience：Tokyo Neighbourhood in Times of Crisis）^［14］，以正在经历各种转型的成熟城市东京作为对象进行研究，论证社会资本和创新如何帮助建立有韧性的社区。文章主要探讨了两方面的主题：社区及其社会资本和社会创新在积极应对变化方面的潜力；社区在包容性城市治理中的作用。这个研究聚焦的案例是位于东京中东部的台东区南部的五个小街区，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了深入探索：①在社区层面存在什么样的社会网络和互动；②居民如何为街区振兴和社区认同做出贡献；③作为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直接反应，所研究的地区在危机时期出现了哪些社会创新实践的具体案例。

这项研究采用了混合的方法，特别是通过对一系列独立企业主进行深入访谈，揭示了长期居民和新来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因为他们正在就共同的身份进行谈判，而这种共同的身份继续影响着东京一些最古老街区的现在和未来。研究结果表明，良好的城市治理需要借助对地区潜力的更好理解，基于地方的社会资本建设，以及地方第三部门正在出现的新的社会实践，如志愿者经营的行业组织等，这些组织在维持非正式网络方面至关重要，可以替代更传统的邻里团体，将不同的社区成员联系、沟通和联系起来。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聚焦具体城市韧性问题的研究开始增多，然而新加坡学者衡奕匡（HENG，YEE-KUANG）比较早地在针对新加坡的研究中颇有预见性地指出了建设全球城市背后必须承担的“全球风险”问题。他在《全球风险时代的全球城市：新加坡不断发展的脆弱性论述》（A Global City in an Age of Global Risks：Singapore's Evolving Discourse on Vulnerability）一文中指出，新加坡独立后的领导人认为，新加坡的脆弱性在于面积狭小、资源匮乏、脆弱的民族和谐及独特的地理战略位置^［15］。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试图通过国际物流和贸易流动成为一个全球性城市，在成为全球经济的核心节点的同时，也增强了新加坡的战略意义，提高了大国对其生存的兴趣。然而，由于新加坡作为全球城市的瞩目地位，其所面临的流行病和金融危机等迅速蔓延的全球风险也越来越引人注目。

衡奕匡认为，在高度全球化的状态下，随着新的脆弱性的出现，新加坡成为“全球城市”的雄心壮志中暴露出明显的悖论。文章通过对政策制定者的声明和演讲进行话语分析，揭示了其中频繁出现的主题，那就是：当今新加坡的脆弱性与新加坡持续繁荣所依赖的全球海洋、航空和金融流动有关，支撑其全球连通性的关键基础设施——机场、海港枢纽和金融中心——会在不知不觉中传播和输入全球风险，如流行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金融风险和恐怖主义融资等，从而为新加坡如何看待城市脆弱性问题、增强全球城市的韧性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

不难注意到，“文化”作为一种视野深度地参与到各种有关城市韧性的研究之中。这些全球城市案例反映了不同的城市经验，但却显示了全球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共性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是当代的城市功能转型给城市带来韧性考验。上述全球城市案例中，雅典、都灵和新加坡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城市功能转型的形态。随着技术发展，全球各地的城市均面临着去工业化的问题，去工业化往往伴随着内城衰退，于是国际社会上普遍重视通过文化和创意产业重新激发城市活力，也就是以文化主导和实现原工业化市镇的复兴。都灵和雅典均有意通过文化实现城市功能的更新，文化被认为是城市发展陷入僵局时的重要替补方案，通过文化建设，不仅可以提升城市韧性、应对未来潜在危机，当地经济文化和实践的多样性也能有效应对城市转型时期的种种问题。与都灵和雅典聚焦城市自身发展不同，新加坡所关注的则是全球化时代的新挑战，即当一座城市已经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都市时，超越城市容受能力的诸多“全球问题”必将成为对这种“全球城市”的韧性考验，于是在建构城市发展话语时，必须有意识地兼顾到“全球城市”不同寻常的城市韧性难题。

其次是文化对于构建城市居民共同体的黏合效应正在日益得到关注和重视。人们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城市并非一日形成，城市居民在时间上分批次地先后来到城市定居，人群移徙与社会融合对于城市韧性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大型都市普遍存在着“前代移民”和“新移民”之间的矛盾，但城市移徙恰恰决定了城市的市民构成，而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色也往往与城市居民的结构有着直接的关系。从上文提到的针对伦敦和东京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如能弥合已经定居城市的“常住居民”和新近定居城市的“新移民”之间的文化鸿沟，在新、旧居民中培植对定居城市的认同感和责任感，进而推动城市居民充分参与街区和城市的管理活动中，便能有效降低城市内部的社会性风险，从另一个方面增强城市的韧性。

最后，城市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方式也可以视作广义“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当全球化时代的城市面临更大的韧性挑战时，城市管理者如何充分调动城市的一切资源应对灾难风险，也成为从侧面评估一座城市是否具有“韧性文化”的重要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