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在《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书中写道:“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有一点对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要理解别人、尊重近邻,同时也尊重距离遥远的社会的权益和事务,在具有不同政治、社会和文化传统的人们之间,应该促进交流和协商,而不是以暴力和冲突来解决争端。”[1]这就道出了全球化世界中国际交往的重要性,强调要在交流和协商中解决交往中的问题,否定以暴力和冲突解决争端。
兴起于20世纪中期的西方全球史十分重视对人类交往史的研究,这成为西方全球史研究的核心线索。在对跨文化交往的研究中,国外学者有不同的侧重: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注重研究不同国家、地区和文明之间的差异、作用和影响;[2]杰里·本特利关注各民族跨文化交往、“跨文化互动”的多种方式和文化的独立性与交往并存。[3]威廉·麦克尼尔认为与外界的交往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4]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认为世界历史的两个主题就是环境和文化,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互动,在文化交流中达到互相学习和竞争。[5]文化已成为世界关注全球城市交往的重要视域,既关注相近文化圈城市之间的交往,更关注跨文化城市之间的交往,并将文化交往看作是国际交往中减少冲突、走向和谐的重要因素。
荷裔美籍学者萨斯基亚·萨森在其1991年的《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The Global City:New York,London,Tokyo)中首创了全球城市的概念,这与巨型城市(又称超级城市megacity)相对,指在社会、经济、文化或政治层面直接影响全球事务的城市。在西方学者眼中,英国伦敦、美国纽约、法国巴黎和日本东京传统上被认为是“四大世界级城市”。我们将上海置于这四大世界级城市的视域中进行比照,期望在发现差距中汲取其他城市的经验,促进上海跨文化交往能力的提升和发展。
伦敦是典型的全球城市,21世纪以来,伦敦不断加强城市的文化建设与发展,2003年2月公布的《伦敦:文化资本,市长文化战略草案》,提出要维护和增强伦敦作为“世界卓越的创意和文化中心”的声誉,成为世界级文化城市。2004年公布的《伦敦:文化之都——发掘世界级城市的潜力》,提出将伦敦打造成一个卓越的创意文化中心。2008年公布的《文化大都市——大伦敦市长2009—2012年的文化重点》,认为伦敦仍然是最重要的文化艺术城市。2010年公布的《文化大都市——大伦敦市长的文化战略:2012年及以后》提出维持伦敦作为全球卓越文化中心的地位。在《文化大都市——大伦敦市长2009—2012年的文化重点》中,确立了12个要点:①维持伦敦全球卓越的文化中心的地位;②塑造面向2012年及更为持久的世界级文化;③加强对年青一代的艺术和音乐教育;④提高艺术覆盖面与民众参与率;⑤加大对(伦敦)外围区域的文化供给;⑥为新人提供发展之路;⑦创造一个充满生气的公共空间;⑧支持草根文化;⑨推介伦敦;⑩为创意产业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⑪维护文化在建筑领域中的地位;⑫加大政府对伦敦文化的支持力度。在《文化大都市区——大伦敦市长的文化战略:2012年及以后》中,确定了伦敦文化的六个要点:①保持世界文化之都的地位;②拓展民众参与优秀文化的渠道;③强化文化的教育培训;④增强基础设施、环境和公共空间的建设力度;⑤筹办2012伦敦文化盛典;⑥实施文化传播战略。两个文件均强调伦敦的文化中心、文化之都的地位,强调市民参与和文化教育等。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2007年曾宣称:“伦敦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创意之都。”
纽约是国际经济、金融、交通、艺术及传媒中心,更被视为都市文明的代表。纽约市政府提出促进和保持纽约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其对经济活力的贡献度。纽约前市长朱利安尼曾认为:“文化不仅是保持城市精神的一部分,而且是一个重要的产业部门。”2006年,纽约市提出《纽约2030》规划,描绘了未来25年纽约城市的发展目标,努力将纽约建设成为一个更伟大、更加绿色的21世纪模范城市,实现包括土地、空气、交通、能源、水、气候等六个方面的发展目标。纽约市政府采取多种策略以文化带动经济增长,成立专门机构,促进文化战略的实施;采取多种优惠政策,促进文化的发展;打造新媒体文化产业,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东京是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亚洲最重要的世界级城市。东京着力于对文化活力和文化魅力型城市的打造,注重文化产业对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2000年,东京地方政府颁布《当今以后东京都文化政策手法的转换与措施》,提出从中长期角度振兴东京文化,创造引领时代的新文化,打造富有魅力的都市文化,东京的作用在于孕育创造新文化,使东京成为充满创造性的文化都市。2006年,东京政府推出《十年后的东京——东京在变化》,提出要充分利用动漫产业等优势文化产业提升东京的城市魅力及国际地位。2011年,东京政府推出《(十年后东京)2011行动计划》,确定东京在文化发展方面要重点加强“展示平台建设特色资源开发”和“与其他城市或民间事业者的合作”,以提升东京的文化魅力和产业能力。东京在城市规划设计中提出,到2015年,东京城市的发展目标为:打造一个舒适的东京,实现人员、物品、信息的顺畅流动,拥有丰富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吸引富有个性和能力的人才,社会要充满机遇。围绕规划目标,东京还制定了城市发展步骤和具体措施。
在这些世界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定位:伦敦的文化理念是追求文化的创意与创造,建设“模范的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级城市”和“卓越的创意文化国际中心”,突出文化创意和文化多元性在城市发展中的特色。纽约的文化理念是保持世界文化之都的地位,确立商业与文化协调发展,以文化的发展促进经济的繁荣。东京的文化理念是凸显文化的独特性,将以往的文化接受与鉴赏转变为创造性的文化都市,努力改变以往片面接受欧美文化为中心的状况,发掘与完善自江户时代成长起来的东京都市传统文化,强化东京都市文化的辐射力。
在世界史的研究过程中,梳理与研究各国各城市之间的跨文化交往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帕特里克·曼宁认为,全球史本身就是全球范围内人类社会的交往史。[6]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强调做“建立各大洲之间的历史联系”的具体研究,要研究不同国家、地区和文明之间的差异、相互作用与影响。[7]杰里·本特利强调,世界史应关注各民族跨文化交流的多种方式,提出“跨文化互动”的概念,[8]他认为文化自身的独立性与文化之间的交往是并存的,这一关系的本质就是互动。交往与互动已经成为文明发展的动力,杰里·本特利强调不同地区间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机制是全球史发展的根本机制;[9]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强调世界历史的基本主题是环境和文化,是人与自然的互动和人与人的互动,互动促进了社会竞争、文化交流。[10](www.xing528.com)
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研究中,美国学者弗·杰姆逊提出代表第一世界的主流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交流的观点,他认为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可以把自身的意识形态看作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价值,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编码在整个文化之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文化则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和改型,[11]指出了跨文化交往过程中的某种困境。
在文化视域中,观照全球城市交往的规律。城市之间的跨文化交流从殖民地时代的强制与不平等,到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往的互动与趋于平等,尤其在全球城市的交往过程中,形成了某些规律。这些规律大致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保持城市的文化特性是城市文化交往的基础。一座城市的文化特性构成了其面目,这是由该城市的历史与现实共同形成的,城市只有保护与延续其历史文化传统,只有形成城市的文化特性,才能够为其他城市所注意,这成为各城市文化交往的基础。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在城市建设趋同化过程中,保护和延续城市的历史文化命脉,注重和突出城市的文化特性,就显得尤其重要。
二是构成文化交流的互动互惠是城市交往的途径。各城市之间的文化交流应该是一种互动互惠的过程,只有请进来而没有走出去的单向交流,并非是真正的文化交流。在城市的文化交往过程中,在注重城市之间的文化互动中,应该注重城市之间的互惠,和并非仅仅的经济利益上的互惠,更是一种文化交往中的互惠,这才能使城市之间的文化交往保持长久。
三是注重文化交流的宽容合作是城市交往的方式。在城市交往的历史中,常常存在着不平等的交往方式,甚至以武力征服达到目的的状态。现代社会的文化交流必须是宽容的、合作的,在城市之间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用宽容合作的方式展开城市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交往,才能真正达到在不同城市、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促进城市文明程度的提高和文化的发展。
有学者在阐释全球城市时指出:“不断深化的经济全球化塑造了以城市为核心的经济空间关系,日益普及的信息化进程构建起新的城市‘流的空间’这两大浪潮交互作用引起了原有资源集聚与扩散空间格局的重组,以及世界城市体系的变革,使传统的‘核心—外围’结构转变为‘全球—地方’为特征的垂直结构,导致了多极、多层次的世界城市网络体系的形成。在这一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的基本或主要节点的城市,便是全球城市。”[12]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观照全球城市,全球城市在这个多极、多层次的世界城市网络体系更需要加强文化交往,这种交往必须切合现代城市交往的规律,才能真正达到在跨文化交往的过程中推进城市文明和人类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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