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理论逻辑与国际经验

第一个全球城市理论逻辑是经济全球化。

国际城市早就提出来了，而且有专门的描述。现在为什么要提出全球城市呢？这就需要把全球城市的理论逻辑讲清楚。与国际城市相比，全球城市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呢？是全球化。

全球城市是全球化的产物，是全球化的空间存在。

弗里德曼和萨森在提出世界城市、全球城市概念时，全球化是一个前置条件，所以他们开始并不是直接研究全球城市，而是研究全球化，只不过把全球化的研究引申到了空间上。全球化涉及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很多方面，但是他们把全球化的研究引申到空间上，发现在全球化下的城市，特别是一些特殊的城市和以前的城市在属性上不一样，在功能上也不一样。

既然如此，全球化下的城市怎么定义呢？

其实有两种理论方式上的演变。第一种理论方式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之前，几乎很多人都把国家城市体系或者国家层次等级体系上升到全球的空间尺度进行研究。因为传统的城市学里面讲的城市是在一个国家系统里面的超大型城市、特大型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等等，城市和周边地区是中心—外围关系。中心—外围的基本模型，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具有层级和等级的关系。所以一开始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时，相当一批学者是从传统的城市理论当中把国家城市体系上升到全球的空间尺度来进行研究的。所以他们也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同样也存在着中心—外围关系。但是这一理论的演化走进了死胡同，因为这一理论解释不了某些城市上升到全球空间尺度从而成为全球城市以后，怎么和其他国家、其他城市仍然具有层级和等级关系。鉴于此，另外一批学者开辟了第二条理论方式，即世界城市、全球城市。

他们对全球城市内涵的诠释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

从经济全球化的演进来看，以20世纪70年代为分界点，开启了从传统经济全球化向现代经济全球化的转变。现代经济全球化和传统经济全球化是有很大区别的。在传统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更多关注的是国际贸易，而国际贸易的主体是国家，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用“中心—外围”理论是可以得到很好解释的。发达国家是国际贸易的中心，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是国际贸易的外围，发达国家输出制成品，发展中国家输出能源原材料，这就是传统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贸易格局。因此，不难看出，传统经济全球化是以国际贸易为主体的。但是现在的经济全球化已经出现了重大变革，从原来传统的国际贸易、国际分工转化为新型的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在这一重大变革过程中产生了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传统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贸易格局。在全球产业链中，跨国公司拥有大量的中间产品、中间投入的贸易品，称为产业内贸易、企业内贸易。如今产业内贸易、企业内贸易迅速发展，比重越来越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的国际贸易应该称为世界贸易，而不是原来单纯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

随着经济全球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这就引申出一个问题：传统经济全球化中的两国间贸易，空间载体就是这两个国家的领土；现代经济全球化中的跨国公司作为一个贸易的主体，或者投资的主体，它的空间载体在什么地方呢？

跨国公司的世界贸易范围不可能局限于一个国家的领土范围，因为它的全球价值链分布在很多国家，并且跨国公司借助城市这个空间载体主导着全球贸易。跨国公司总部、物流中心、很多的生产基地，基本上都是依托于城市，是以城市作为空间载体。所以整个世界贸易，当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越来越多时，城市空间的作用就越来越大。另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金融的全球流动比例越来越大，这些金融也主要是以城市作为空间载体。国际金融中心都是在城市里生存。与此同时，这些城市还可分为承担特殊功能的城市和全能城市。其中，一些承担特殊功能的城市充当了经济全球化某一功能的空间载体，具有特殊的属性和特殊的功能。

所以，弗里德曼提出了世界城市假说，萨森在弗里德曼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全球城市概念。从本质上看，弗里德曼提出的世界城市和萨森提出的全球城市，在内涵上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基于全球化，把世界城市或者全球城市看成是全球化的空间载体。但是萨森的全球城市概念和弗里德曼世界城市概念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弗里德曼的世界城市概念，主要是以跨国公司总部功能为节点，跨国公司总部具有控制、管理、协调的功能。所以当跨国公司高度集聚在某个城市，这个城市就具有全球资源配置的功能，因此这个城市也就成为世界城市。萨森提出的全球城市概念，是强调全球性的生产服务、全球性的服务企业的集聚。所以当全球性生产服务企业高度集聚在某个城市，这个城市才是全球城市。

尽管萨森的全球城市概念和弗里德曼世界城市概念的聚焦点有所不同，但是在全球城市演进实际进程中，跨国公司和全球生产者服务公司往往是相伴随的。因为跨国公司要到境外去发展，要通过在国内的生产者服务公司进行市场调研等前期工作，在海外开业以后也需要这些生产者服务公司提供的各项生产性服务。

然而，跨国公司和全球的生产者服务公司，两者之间也存在着明显区别。第一个区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总部开始迁移到边缘城市，但是全球的生产者服务机构——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广告公司、中介、咨询管理公司等——几乎无一例外集中在城市，而且是一些主要城市。第二个更重大的区别在于，跨国公司总部控制管理着全球某一个产业领域的产业链，下面有很多子公司、分公司，但其中的网络关联比较小；生产者服务公司几乎在全球主要城市布局，都有常设机构，所以它的网络范围就远远超出了跨国公司总部，网络关联较大。第三个重要的区别在于，全球生产者服务公司，不同行业之间往往需要相互提供服务，更多的是要近距离的、面对面的服务，如广告公司需要财务公司、法律事务所等。这样，就在城市内部形成了很大的产业集群。

基于以上三种区别，萨森认为全球城市概念可能更能够说明全球化条件下具有全球资源配置的组织是生产者服务公司，尽管跨国公司总部仍然具有全球资源配置的控制功能，但是生产者服务公司已经越来越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的管理当中，具有更大的协调功能。

综上，本文也认为全球城市概念可能更适合现在的情况。这是第一个全球城市的逻辑，前提是全球化，没有全球化就没有全球城市。或者说，如果出现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全球城市的发展也将会出现停滞。

第二个全球城市的理论逻辑就是信息化。

不管是弗里德曼提出的世界城市还是萨森提出的全球城市，都是基于地点空间，重点阐述城市的属性。但是在信息化时代，城市之间的要素流动越来越强，城市之间的链接也越来越强。面对这一情况，弗里德曼和萨森都碰到了理论上的困难。这一困难是，如果仅仅是基于地点空间属性，就很难解释为什么这些城市能够对“不在岸”的全球资源进行配置。譬如纽约就能够控制纽约之外的很多资源，这一特征类似于在岸贸易和离岸贸易。(www.xing528.com)

通常来看，国际贸易的商品需要经过上海、纽约、伦敦的港口运进来再运出去，这种现象就是国际贸易中的在岸贸易。但是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往往并不是在上海、纽约、伦敦城市里面进行配置，而是在这些城市之外，比如上海接一个非洲订单，可以发一个指令让韩国一家企业生产，韩国这家企业生产完成之后的产品可以不用运到上海再转运非洲，而是直接从韩国运到非洲。这种现象就是国际贸易中的离岸贸易。

在国际贸易中的离岸贸易普遍存在情况下，城市理论如果仅限于地点空间，就很难解释这些城市为什么具有很多不在岸的全球资源配置功能。鉴于此，卡斯特提出了流动空间的概念，认为一个城市既是地点空间也是流动空间。这样的城市，可以跨越物理空间上的不连续性，和其他地方发生连接。所有这些连接都依赖信息化基础上的信息传递、储存和处理。因此，全球城市功能从“在岸”走向“在岸”与“离岸”并举的演进前提是信息化。

于是，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信息化的城市是按照地点空间定义还是按照流动空间来定义呢？

基于信息化条件下的经济全球化现实，本文认为，萨森的全球城市概念也不是很完善，或者说现在采用的全球城市并不是萨森的全球城市概念，而是经过改造了的并且引入了流动空间和外部关系的全新的全球城市概念。

那么，为了更加深刻地理解这种全新的全球城市概念，如何理解地点空间和流动空间之间的关系呢？

地点空间和流动空间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互补的过程。任何一种要素流动总是有出发点。中间停在什么地方，最后归宿在什么地方，它的出发点、周转点、归宿点都是地点空间的概念。没有地点空间，流动空间就是虚的。所以，地点空间和流动空间，两者是互补关系。在地点空间和流动空间引入到全球城市概念基础上，泰勒教授从萨森阐述的生产者服务企业的功能出发，构建了世界城市网络，这是全球城市理论上的一个重大进步。正因为他提出了世界城市网络，才可以界定全球城市是一个网络当中的核心节点。

那么他的世界城市网络是怎么构建的呢？城市网络的主体是城市。作为网络的一个主体，必须是一个实体。国家直接形成了网络，因为国家是一个实体，是具有主权的实体。城市在世界经济中，并不具有主权，它不具有一个国家的主权。所以城市只能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的竞争，而不是说城市本身就像国家一样。从当前世界上城市发展的现状来看，城市之间的关联也是比较单调的，最多就是友好城市。市长和市长签署一个友好城市协议，这样就关联起来了。这种关联虽然有一些经济上的合作，文化上的交流合作，但是毕竟很少。而且当今世界上的友好城市数量也十分有限。

泰勒教授发现，要构建一个双层的网络模型，或者叫连锁网络模型，就要有一个个次节点。城市是节点，在城市下面有一个个次节点。既然如此，次节点是什么呢？就是机构，譬如，全球生产者服务公司。因为全球生产者服务公司具有更大的内部网络，它通过双层的映射来反映城市之间的关联。通过这些生产者服务公司（譬如四大会计事务所，在主要的城市都有分支机构）形成公司内部庞大的全球网络，进而形成了城市之间的关联。

为了客观描述这些生产者服务公司内部庞大的全球网络，泰勒教授选择了5个主要的生产者服务行业，然后通过一个比较笨的但也是比较有效的办法，看它在全世界的哪些城市设有机构。再依此把生产者服务公司划分为6个等份。一个城市如果没有任何这类机构就是0分，有生产者服务公司的总部最高的也只给1分，如果这个城市里面的一些功能发生转移就给1分，地区总部给4分，规模比较大的办公室给3分。然后统计这个城市里面这5大行业的机构一共集聚了多少。最后，再把这些分值加起来，也就是它的全球网络的分值。这种全球网络是个矩阵，分成了α，β等等几个不同的区间，α里面有α++，α+，α-。分值高的这些全球城市一定是世界城市网络中的核心节点，它的对外联系是最大、关联性最强。全球生产者服务公司的网络大、关联强，意味着对全球资源配置的功能也大。

这就表明，全球城市的内涵是具有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的核心节点城市。

世界上的城市很多，现在提到全球城市概念时往往是指全球的城市，即全球空间尺度里的城市。其实只有少数城市才具有全球资源配置功能。萨森一开始提出三个，即纽约、伦敦、东京，后来她认为有70个城市是全球城市。当然到底有多少个全球城市现在也没有一个最权威的说法。一般在GaWC中排名高的可以看成全球城市，至少α领域中的城市全部都是全球城市。2018年开发了一个“全球城市发展指数”，选择的样本城市就是α领域中的28个城市。既然全球城市是具有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的核心节点城市，那么这样的城市的基本构成要素是什么？本文归纳了五个主要的基本构成要素。

第一是这个城市高度集聚了全球功能性机构。这些全球功能性机构，既可以是跨国公司总部、地区总部，也可以是全球生产者服务公司，也可以是全球的研发中心。全球的或者是国际的金融机构、投资公司，甚至也可以是包括国际组织，这种机构具有全球功能性。

第二是具有可以进行全球业务操作的大平台。这个平台包括很多的大市场，特别是国际性的市场，当然也包括线上线下大平台。

第三是这个城市一定是有大规模的流量。因为很多资源配置的功能是在要素流动当中进行的，譬如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知识资源。

第四是这个城市一定充满了创新创业的活力。因为只能创新创业才能合理配置资源，配置资源的效率才会高。

第五是这个城市实行全球性标准、规则。要进行全球资源配置，开展全球业务，标准和规则（包括话语的语境，甚至文化）都要与国际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