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法国语境下的建立及国际经验

在介绍巴黎的文化政策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法国是如何看待全球化现象的，特别是“全球城市”的概念是如何在法国语境下建立起来的，这对于理解巴黎文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至关重要。

源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对于法国来说是一个外来语，拉丁语系（欧洲与南美洲地区）则更多的使用“世界化”（mondialisation）一词⁽⁵⁾带有“全球”含义的法语词汇“mondial”最早出现在1904年，动词mondialiser（使具有世界性，特指财产、劳动力、技术和资金的国际流动性增强）1928年正式进入字典^［6］。而真正将“全球化”纳入学术讨论始于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Braudel）“经济世界”（economie-monde）的概念，这是一个描述世界文明演进的理论模型。布罗代尔认为，“经济世界”具有三方面特征：首先，经济活动中人、物资和信息的生产、交换和流通有一个明确的地理空间，这个空间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多重内涵。其次，经济世界是有等级的，核心是一个或多个起支配作用的城市，称之为“世界城市”（ville-monde）或“超级城市”（superville）。核心的外部依次分布有中央（centre）—外围（peripherie）—边缘（marge）三级区域。外围和边缘地区的城市数量最多，但在世界劳动分工中却处于从属地位。最后，经济世界的格局是发展变化的。古希腊的雅典，罗马时期的罗马城，12、13世纪的伊斯兰世界，14—17世纪的明朝中国以及19世纪的大英帝国都曾经是经济世界的核心，对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产生过重大影响^［7］。

布罗代尔的开创性工作为法语区的全球化研究建立了多元理论框架。文化学者认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波普文化的兴起、广播电视等新技术的应用以及英语的国际化是美式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快速传播的主要原因^［8］。政治学学者发现，随着商业金融跨国交易日趋频繁，资本主义已经突破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和生产组织。传统的政治工具（税收、法律等）在全球语境下正在失去效率，国家权力也在受到新型的政治、经济和环境组织的挑战（如世界银行、经合组织、绿色环保组织等）^［9］。地理学家认为“城市”和“区域”在全球网络中的含义正在发生变化，“城市—区域”同时存在着“协同化—碎片化”两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过程^［10］。社会学则把传统议题置于全球化背景下来审视：个体/群体在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化过程^［11］、跨国移民^［12］以及社会不平等的新形态^［13］等。在全球化研究中，经济学家的工作更加引人注目。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跨国公司的出现和网络技术推广，加上1996年萨森（Sassen）《全球城市》（Global City）的法译本出版，英语“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概念开始在法语区流行。越来越多的法国学者意识到，跨国公司和全球城市将生产—消费活动向全球分散的同时，也在通过对资本、市场、劳动力的控制，继续实现着财富和权力的集中。大量新型城市的出现（香港、新加坡、深圳等）显示出资本与市场成为城市崛起的主导性力量^{［14，15］}。(www.xing528.com)

然而，在法国学术界，全球化概念的出现一直伴随着对它的质疑。历史学家发现，所谓的全球化并不是史无前例的事件，统计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欧洲范围内的商业、金融和移民的流动程度并不比一百年前高^［16］。全球化的重要特征——“跨国企业和全球城市替代国家成为经济活动主体”的现象也并不真实^［17］。法国左派知识分子一直对资本主义新形式下的不平等现象保持高度警惕，认为全球城市只不过是把职业和收入的不平等从原来的城市内部扩大到了地区和国家之间^{［18，19］}。更重要的是，对于过于依赖经济维度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分析视角，法国学者提出了批评，认为全球化不能简化为金融、资本和技术等经济过程，它应该包含历史、文化、社会等更为宽广的人文领域，研究有必要回到布罗代尔所建构的“世界城市”概念中去^［20］。换言之，法国学界虽然承认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他们坚信，全球城市无法摆脱各自的历史和文化。相反，独特的历史和文化是城市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资源。“世界化/全球化”是复数概念——每个国家、地区和城市都有根植于本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它们通往全球化的道路并不是唯一的⁽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