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研究和实践活动整体发展来看，中国当代城市设计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都市计划、苏联模式到欧美模式，再到本土实践、制度化等等一系列宏观历程［9］。结合其引介欧美思想的本源来看，价值维度始终绕不开空间美学语汇，并与现代技术理性发展息息相关；与此同时，公共空间的一部分又被普通民众参与创作。因此想要理解我们自以为清楚看到的真实场景，需要基于上述“技术—价值”维度，并将其嵌入欧美思想源头去阐述其中的缺失。
梳理中国历年来品目繁多的城市设计类型，如总体城市设计、片区城市设计、地块城市设计，发现它们包括了大量基于空间美学语汇的内容，如天际线、景观风貌、历史风貌、色彩、界面、视线廊道、景观大道［16］等，其形式包括了概念设计、提质改造、景观修复等。从这些项目包含的语汇可以窥探到，中国历经二十年的城市设计一直承载着城市设计师对空间美学揣测的梦想。然而事实却是中国城市依旧在逐渐失去其特色并变得日益陌生，继大轴线、大广场、大马路之后，越来越壮观和集中的购物街、大型商场、主题公园，以及耗费巨资、标新立异的公共文化建筑等随之而来。这些千篇一律的城市设计组织起了壮观的城市空间，却忽略了城市设计应基于人的尺度进行细腻的创造，其快速、简单的逻辑使地方政府愈加将城市设计作为吸引资金的手段，且备受认可［17—18］。它们当中有一些成功了，但大部分失败了，因其无不展现出设计思想越来越偏离城市设计公共性的本质内涵，且一味地摒弃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10］，使得民众熟悉的日常生活空间被严重割裂和破碎化，将中国灿烂的地域性生活文化隔绝在固定的美学空间模式之外，而在现实中，这些城市公共空间实际上在不断地被居民以新的方式重新居住、重新利用、重新创造，并以一种自我建设的方式参与到设计之中。例如那些秩序井然的广场、人行道等都可能成为老百姓的迷你公园，大学城附近的街巷总能成为极具学生气质的街道，而大多数普通住宅区里都存在非正规的菜市场。
自19世纪晩期以来，设计师开始试图将城市中的趣味性直接转化为城市设计固定原则、标配式城市美学语言、纯粹概念等。直到20世纪中期，多数观点仍支撑了“城市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美学问题”这一观点，如“城市设计一直是三维的空间艺术”［19］，“城市设计涉及城市规划美学的部分”［20］，“城市设计决定了城市的秩序、形式和连续视觉作为组织原则的观念”［21］，“城市设计是制作或塑造城市景观的艺术”等［22］。这些早期城市设计理论将空间形式与社会内容剥离开来，认为城市设计与其他过程无关，从而饱受争议和批判［1］。当今城市设计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解决人的城市化，而其中地域性生活及其文化特征是最为重要的内容。(www.xing528.com)
区别于传统的视觉美学，开启现代主义运动的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在1935年提出的光辉城市中所期望的乌托邦秩序图景粗暴地废除了城市中的情景节奏，坚定地推行着功能、人群、建筑和自然的严格区分，奠定了之后西方国家广泛釆用理性设计方法的基础，专注于开发控制规划和设计指导的监管体系。之后，城市设计纯理性技术也迅速成为主导中国城市可控发展的主要方法，一方面以设计控制辅助分区控制规划来完成各地块的形态指标，建筑群的高度、天际线、色彩等内容基本形成了城市发展的主要形态［23］；另一方面交通工程师制定的绝对标准限定了专业实践［5］。2010年后，随着大数据技术的飞速发展，城市设计逐步形成了“社会经济—建筑工程—方法技术”三足鼎立的结构，培育了大量“超级街区”“孪生建筑”“兵营式城区”等城市空间，其增长的势头似乎难以控制［7］，而利用纯理性统计的人本量化、经验量化使得城市设计再次异军突起，将定量研究和定性判断结合起来，包括量化感知、量化历史、量化生活、量化图景等数字化集成术将不同量纲、坐标、单位、格式的数据进行集成处理，得到了用于城市设计的统一时空数据。这一切看似完美无缺，但是如果仅将群体性的大尺度数据运用到个体的治疗方案中，就会再次忽略个体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从而引发一系列问题(2)。现实的图景是，大量因差异化生活所呈现的空间被冠以非正规或者非法而遭遇整改或驱逐［24—25］。即便如此，城市人仍固守着自己的习惯，数百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日复一日的累积，使得彼此独立的隔离空间联系起来，修改着设计师一直逃避的现有城市生活现实［26］，反映出差异化的空间活动与体验（图1）。
图1 城市广场白天（左）与黑夜（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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