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下的全球城市：跨文化理论与多元经验

同样基于所谓“南半球”的城市化经验，学者们通过借鉴文化研究领域的“后殖民主义”发展了新的研究领域。珍妮弗·罗宾森指出，已有城市研究忽视了“非西方”经验，造成一种研究上的“后殖民化”^{［57，58］}。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不是全球化的被动接收者，而是主动参与全球资本循环的重要节点。后殖民主义转向的目的，是要实现城市化理论的“去殖民化”，拒绝把南半球经验视为“例外”或“他者”，转而关注城市文化、日常生活及其演进过程，从而抵抗南—北、现代—传统、发达—落后的二元划分。其研究多基于后殖民理论、女权主义、文化理论等，希望通过发掘不同于经典理论的城市化过程，进而改造城市研究本身。其主要学者包括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地理教授埃里克·谢泼德（Eric Sheppard）、规划教授安纳亚·罗伊（Anaya Roy）、人类学家王爱华（Aihwa Ong）等。

具体而言，后殖民主义城市理论多采用批判哲学如“后殖民主义”、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的“东方主义”、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的“庶民”（subaltern）理论等，批判殖民文化的宰制地位^［59］；同时，借鉴“德勒兹主义”，否定历史的宿命论、目的论（例如，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赶超西方）、强调未来的无尽可能性^［60］。他们一方面反对二元划分，强调发展路径创新的多样性；一方面反对把西方视为现代性的模板或标准，反对将东方和西方的差异绝对化，进而强调对已有的再现或表征方式（研究方法）的反思和质疑。此外，后殖民主义对知识循环及其所表现的地理进行解析，强调知识生产的地点对其传播、功能和影响的重要意义，认为相同的知识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会有不同的影响和结果^［61］。

阿明（Amin）和格雷厄姆（Graham）指出，传统城市研究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方面倾向于将部分个别城市经验视为范式模板，进而强调其普适性，例如芝加哥、洛杉矶或纽约；另一方面则过于强调特定空间、场所或者特殊时期的局部经验，例如对CBD、金融区、高科技园区的研究，常常忽略这些地区所处的特定背景、区域、国家环境，而将其抽离出来进行探讨（或参考学习）。这两种倾向影响了人们对现实的把握^［62］。那么，为什么部分城市常常被视为与现代化紧密关联（是发展的模板），而大部分城市则被视为缺乏这种关联，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如何^［63］？

后殖民主义认为，西方主导的知识体系是一种文化霸权。实际上，欧美主流城市理论已经被认为是一种“地区化”（provincializing）的知识体系，并不理所当然地具有普适性^［64］。例如，如前所述，新自由主义就是一种“地区化”理论，有其特定的语境和适用范围，并不适合于所有国家^［40］。通过强调城市理论的“地区化”特征，强调特定理论的适用时间范围与空间范围，后殖民主义将城市研究推向了新的发展方向^［34］。欧美之外的其他地区（如中国）有其自身的路径或历史可能性^{［59，64］}。也就是说，欧美历史是所有可能历史的一种，其他国家完全有可能创造不同于西方的发展路径，例如，安纳亚·罗伊对印度贫民窟及其非正规性进行研究，发现贫困窟居民创造了丰富的生产和生活战略，主动回避国家、资本或集体的影响，进而创造出所谓“贫民窟城市化”^［65］。后殖民主义者强调城市化路径的多样性，为“南半球”经验正名。不过，尽管承认了这些主体（如新的城市化模式）的存在，后殖民主义的逻辑仍然落脚在边缘主体如何向中心趋同（例如，从落后向文明转型），并未完全颠覆“核心—边缘”的知识体制^［59］。而且，虽然这些研究认识到了城市化路径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但仍然多以有色眼镜看待这些地区，将关注的焦点落在贫民窟、城中村等问题上。(www.xing528.com)

为了打破这一格局，学者们呼吁关注“世界的城市”（worlding city）^［66］。这一概念基于海德格尔和斯皮瓦克的“世界”理论；用“世界”的概念来表征第三世界国家或后殖民国家是如何“被带入”世界的，而这一世界是一个传统的、以主流西方国家经验为发展逻辑的世界^［59］。在此，城市化就是对世界的一种“想象”形式，被用来抵抗殖民“伤痕”下的“被动的世界化”。西蒙娜（Simone）用“世界中”来界定非洲城市居民的生活状态，强调其特殊性和丰富性^［67］。王和罗伊将“世界中”作动词使用，视其为“成为全球（状态）的艺术”，并把它作为区别于已有城市研究本体论的抓手。她们强调，亚洲城市具有不同于西方的、多样化的“世界”实践，冀图以此“轰开”西方理论宰制的“铁幕”^{［35，66］}。亚洲的城市化经验与西方经验有很大差别，例如亚洲的城市郊区与北美郊区有天壤之别，而且，很多新的城市实验或建设实践也并不是在西方“开端”的，相反，亚洲城市有时更加大胆、更具开拓精神，所以亚洲不是复制西方的城市化，而是在创造全新的世界经验。例如，在亚洲的城市化过程中，四个概念值得关注：边缘（peripheries）、非正规性（informality）、特区（zones of exception）、灰色空间（gray spaces）^［65］；存在三种风格的“成为全球（状态）的艺术”：模式化、相互学习以及维稳机制^［66］。这类尝试的目的，在于将后殖民主义视为一种新方法或新视角，希望通过对殖民文化体系的批判、通过打破已有理论的地理“想象”，为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谋求理论生产的地位，从而传播更符合地方实践的城市理论和知识。

不过，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城市化研究尚缺乏扎实的方法论基础，过于强调案例、实证以及对结构主义的否定，以至于被视为一种“新特殊主义”（new particularism）^［33］。类似的，最近兴起的所谓“复合城市化”（assemblage urbanism），聚焦对城市现象的万花筒式现实的描述，往往忽视结构力量的作用^［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