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96年，联合国人居署就断言人类已经进入“城市时代”：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城市人口超过乡村人口的情况［4］。不过，各国“城市化”水平的测算标准千差万别。那么，城市化水平衡量的效度和信度如何？其测算方法是否正确？城市化能否以国家边界来划分［5］？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博任纳（Neil Brenner）等认为，联合国所提出的“城市时代”其实是一个比较混乱的概念：缺乏理论支撑、在实证方面站不住脚，甚至只是一场数字游戏［5，6］。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Lefebvre）曾预言100%城市化时代的到来，将其视为一场“爆炸”，强调其史无前例的集聚与扩散效应［7］。当城市化拓展到全球的时候，城市化作用已经无处不在，对它的认识必须是“总体性的”［8—10］。列斐伏尔的理论素以抽象著称，如何将其与当前城市化现象相联系，则成为一个当代问题。
经典城市理论认为，存在纯粹的城市空间（城市）与“非城市”空间（乡村），并以此为其认识论基础［6］。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斯（Lewis Wirth）强调城市的人口和社会属性：城市特征包括人口规模、密度和人口的多元异质性三个方面，用以划分城乡［11］。基于类似认识，芝加哥学派的因子生态学［12］，以及计量革命下的城市空间结构研究［13］，再到基于世界体系理论的全球城市研究［14］，以及洛杉矶学派的后现代主义城市［15，16］，均强调城市和乡村的空间边界，将城市视为以地域边界为基础的、围合的空间单元。进入21世纪以来，城乡互动愈加频繁，物质和信息的流动更加快速便捷，城市空间更加具有动态性、流变性，已经很难找到纯粹的乡村地区。由于城市化力量的无处不在，以及各种要素流动性的空前强化，城市理论所继承的传统——也就是以“人口”“行政边界”为划分基础的方法论——就出现了适用性问题。也就是说，不能再将空间理解成某种固定不变的空间单元，用城乡二分或者“城市—非城市”来做简单的空间区分［17］。
第二，目前，越来越多的城市研究表现为实证研究或案例研究，研究面临沦为城市现象的单纯记录的问题，尤其在方法论和认识论方面需要创新。面对城市的复杂性，很多研究只是将差异化的城市空间现象归因于背景差别（制度、文化、历史等），或者强调具体的、现实的、差异的现象描绘，往往忽略总体性的理论建设［18］。总体上，新世纪的城市研究面临着理论匮乏的危机。
第三，从文化角度看，传统城市理论多以城市代表先进、以乡村代表落后。因此，从农村、城郊到城市，既是一种空间划分，也是一种演变过程或历史过程：从落后到先进，从传统到现代，从边缘到中心［7，19］。相似的逻辑出现在所谓“北半球”与“南半球”之间，现代历史被描绘为落后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复制和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在城市化方面也是如此。这种逻辑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传统城市理论多建立在西方经验之上，以欧美为中心，而当代城市化的主要发生之地是在发展中国家，经典理论不一定适用［20］；另一方面，在一个城市化普遍存在，设施状况、知识水平愈发扁平的时代，欠发达国家的城市并不一定延续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路径，可能更加进取、更加创新，发展中国家并不甘于只做知识生产体系中被边缘化的“学生”。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21世纪西方城市研究开始表现出对城市化问题的（重新）关注，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尺度转向、比较转向和后殖民主义转向。在研究视角、研究对象和立场方面，出现了新发展和新变化（表1）。(www.xing528.com)
表1 20世纪以来西方城市研究的发展进程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33］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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