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文化维度和国际经验

全球城市的发展建构关乎“新世界秩序观”^［46］。全球网络社会的智能化使全球城市经济发展的控制方式被改变，建构新的全球城市价值体系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竞争理念。全球城市的控制功能不仅有经济和政治意义，更有文化输出中心意义，并构成大多数全球城市协调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进化形式与理念。^［47］当代全球城市理论研究必须因势而变，获得新的“赋义”和“赋能”，厘定新的概念与范畴。我们不得不承认，“全球化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学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文化认同问题。”全球城市成长与发展的根源研究，也是一个探求真理的过程。因此，我们反思全球城市理论，是对全球智慧型社会网络影响下全球城市价值重构的回应，在新的层面上铸造新的适应网络时代要求的全球城市，赋予全球城市新的意涵并发出新的理论光芒。

对全球城市理论的反思，是一种城市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为的文化自信，是应对全球网络社会一体化而引起的高速社会变迁所采取的理论创新行为，是对全球城市理论的学理性与科学性的一种反思。因为“反思可能是纯的或不纯的”，但我们应该采取一种方法，即“通过一种涤清（Katharsis）获得的”^［48］。这种“涤清”就是对以往的（包括外来的）研究成果加以洗涤和扬弃，摒弃拿来主义的理念和做法，反思是为了更好地理论创新和理论建构。全球城市与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一样，也存在相应的问题，在哲学意义上，“事物存在的本身就是问题”，既存在着共性问题也存在个性问题。而且在网络社会智能化发展的时代，新技术革命也使这一存在出现新的层出不穷的问题且更加复杂深刻，虽然科学技术手段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但我们面对网络时代的社会问题，却常常无能为力。

通过反思与比较，在全球城市研究定位与构建上，我们应该把以往被忽略的关键性问题找回来，从探索本原的科学立场出发，找到建构全球城市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仅从三个层面提出国内全球城市建设的思考：

其一，全球城市建设缺乏世界性与地方性结合的经济与文化融合战略。纽约、巴黎、伦敦等世界一流城市十分重视本身的地方性文化价值再造，通过自身的“有为”，来充实城市的国际性价值。而我们的一些城市，只是一味地迎合而不是进行自身独有的价值创造，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因缺失了地方性文化建设，在本质上丧失了世界性价值，弱化了全球意义上的“身份识别”度。因此，面对全球一线城市文化软实力建设，有四个维度应强化治理：市民社会的文化心理结构需要建构，城乡二元结构文化裂缝要弥合，市民社会文明风尚要纳入法治体系，城市现代文明生活样板阶层要重塑和建构。

其二，全球城市定位缺乏唯一性和创新性，缺乏世界范围的超前、超强和差异化“三位一体定位”的战略，多是模仿或总是亦步亦趋跟在他国的后面，原创价值不足，导致城市价值链缺少国际“网链式”的结构关系，往往处于国际城市产业与文化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同时，国内城市定位的雷同化竞争加剧了这一事态，使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存在典型的“产业结构空洞”盲目计划与竞争，周期型的产业结构过剩和调整，使城市空间传统价值传承、传统产业文化传承、城市历史荣耀传承和城市政治的文化理念传承等，因人因事因政策或变化或不持续形成文化断裂。

其三，全球城市的国际化开放和世界“身份文化识别”缺乏顶层战略。在体制文化、法律文化和市场文化等结构创新方面，特别是文化综合治理上不能与国际相关领域相互融合，缺少差异化文化的认同与涵容能力，甚至在国内的城市之间也存在多种经济和文化壁垒。因国际文化认同差异较大，国际高端人才和企业难以形成规模化和国际化集聚效应。比如，硅谷模式始终未能在中国发生，其中原因很多，主要是既没有与国际接轨的法权和法人意义上的“城市法人金融体系”，也没有适应全球化的地方城市法规体系（中世纪以来，西方就有了城市法），城市也必然缺乏国际化生活体系的市民社会的创新空间，“国际自由港”的生活体系需要在新层面加以创新。(www.xing528.com)

总之，全球城市的最低文化价值是国际化的文化认同价值，这对于中国的全球城市建设来说是需要深刻思考的。意大利哲学家乔万尼·波特若在430年前就提出了“城市伟大文化”的建构与认知——“城市的伟大被认为是什么？城市被认为是人民的集合，他们团结起来在丰裕和繁荣中悠闲地共度更好的生活。城市的伟大被认为并非其处所或围墙的宽广，而是民众和居民数量及其权力的伟大，人们现在出于各种因由和时机移向那里聚集起来：其源，有的是权威，有的是强力，有的是快乐，有的是复兴。”他还说：“要把一城市推向伟大，单靠自身土地的丰饶是不够的。”^［49］抑或可以说，单纯靠基础设施建设是不够的，给予世界的应该是“正义、和平和丰裕”。波特在430年前的观点仍让我们受到震撼。当今，我们必须以突围的方式和超前定位的战略模式，走在世界发展、创新的前列，创造有文化认同的“全球城市”。挖掘传统、创新优势，加长板、补短板、去烂板，建构全球城市竞争的蓝海，强调传承城市传统，立足本地特色，建构全球视野，凸显中国符号，培育文化自觉的创新文化自为主体。

全球城市的养成是一个历史进化过程，我们应从经济与文化价值的“全球文化价值反射”的角度，采取全球城市价值高端介入战略，培育全球城市的内生机制和内在动力。第一层次：培育城市文化资本与区域经济资本的再生产能力，建构吸收与反射全球城市创新要素的“介质”与“界面”。如在政策、法规、人才制度、开放准入、市民契约精神、国际化服务能力等方面，首先是能够吸收，然后才是创新。第二层次：与“全球城市”建构的“文化认同式”文化直接对话，主动吸收、改造、嫁接、融合全球城市创新发展的因子，形成交互式的经济文化对接管理，强化与全球城市同步的价值取向。第三层次：建构适合“全球网络社会结构”发展的国际化创新体系，如国际文化认同意义上的社会诚信体系、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体系、与国际接轨的“非登记企业”经营模式的创新机制等。从国际经济的反射中心发展为“全球有机秩序节点”，最终成为全球城市——“世界经济文化秩序控制中心”。

以创新获得文化认同是全球城市的基本功能。建构全球城市除了要发展经济、参与全球竞争之外，更重要的是掌控全球城市的“话语权”，建构中国城市的文化首位度、识别度和文化认同度。“21世纪的竞争将不再是意识形态的竞争、经济的竞争、军事的竞争，而是文化的竞争。”^［50］全球化带来了对传统文化认同的解构，新的文化价值和文化认同又因为过快的文化更替而缺少生长的稳定条件，导致当下中国社会普遍存在文化认同的“空场”现象。社会学家贝尔指出，“最终为经济提供方向的并不是价格体系，而是经济生存于其中的文化价值体系”^［51］。文化认同是全球城市的底色，是产业、人才能竞相腾飞的根本动因，在网络社会一体化时代的地域比较优势，其实质就是城市的人文区位优势，是城市作为地域生产力的集中表现形式，人文精神意义上的文化认同是区位的“质性”价值。区域与国家间的竞争从以往的企业为主体竞争，已经转而为以城市为主体的竞争——即使从价值链的垂直分工和全球空间再配置间的关系看，国家与区域竞争者的空间存在实体形式就是城市。^［52］

我们还是用费比恩在剑桥的演讲对全球城市——伦敦的梦想型描述作为结尾：全球城市（伦敦）应该是一个“多侧面”的城市，应该保留“紧凑多中心”的城市结构，而且使乡村得到保护；新的发展方向之一是“有利于公众交往”，“最大限度地增加人们的接触机会和发展多样性，促进积极的公共生活”；仍然要按照国际标准保证城市生活的公正性，成为“人人参与的自治城市，人人都可以公平地享受财富、正义和机会”；应该创造循环式的生态城市，做到“对环境的索取和给予相等”；城市要有一个开放的胸怀，“能够接纳新建筑思想和容许进行新建筑形式的试验，应该巩固和加强作为一座美丽城市的声誉，让它的艺术、建筑和景观具有迷人的魅力”。这里没有提出大机场、大交通等方面的希望，或许就是萨森所谓“全球城市”养成的社会土壤，恰恰是我们忘却的，也是中国大城市需要建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