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的文化维度与国际经验

以往认知中的全球城市，强调的是生产要素和经济要素的高度集中与集聚，在地理区位价值居比较优势的时代，生产要素向某一中心区位“集中”是一种必然，其主要是受限于区位交通与土地级差带来的成本障碍。但是，这是在没有全球网络社会一体化和没有现代化交通体系下的认知结果。在全球网络社会结构变迁视域下，全球城市所具有的“要素集中控制性”功能已经发生了某些改变，文化创意与制度创新要素、金融结算与流通等要素可以在任何地方产生和集聚，“集中”与“集聚”不受实体空间区位的限定。传统城市社会学和城市经济的社会变迁理论认为，“集中”一般代表某种要素向城市“中心区位的集中”进而产生“分散”，形成“集中与分散”的动态变迁范畴与概念，这种变迁往往是“集中效应”大于“分散效应”，如人才、资金、信息、财富等向城市中心区位集中。然而，“集中”与“集聚”在全球网络社会一体化时代，其一字之差却有很深刻的学理意义。“集聚”不一定在某个区域的中心位置，可以在任何地方展开并带来特定的专业化效应，这种经济与文化要素“集聚”会产生相应的“扩散”效应。在一定意义上而言，“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具有等值性，甚至通过网络可以是“扩散效应”大于“集聚效应”，并在社会网络时代形成“集聚与扩散”的新范畴与新概念。这就是网络时代所提供的网络空间的某种“特质均等化”、信息传递高速化、监管控制远程化和可视化等新公共共享平台的价值及功能，亦如网络流行语所言，“网络时代，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心！”全球网络社会在改变着传统区位观和时空观，实体空间区位在智慧产业、高端服务业、网络金融业、文化创意产业、现代智慧物流业等领域已经不具有决定性影响，传统区位论中“土地级差”理论的影响因子和限制正在减弱。一旦某一生活和经济要素形成集聚节点，就会构成某种“网络集聚动因”，通过网络社会一体化的整合，在原来非中心地带快速集结构成新的集聚节点，并可以快速扩散和放大。这一“集聚与扩散”过程与传统的城市生态结构演变不尽相同，“集中与分散”更适应于传统区位观，而网络社会非中心化的“集聚与扩散”在更深层上表现了网络时代的特点，可以重塑和再造“人文区位”。换言之，全球网络社会时代的“全球乡村”的人文区位价值是可以人为创造的。

纵观和比较全球城市生长历史，其影响因子排第一位的是“文化吸引力”，这也是网络社会研究者强调的《认同的力量》，我们把它解释为“文化认同的力量”。文化认同既有历史传统的价值与意义，又有建构、塑造、规划的意义，它和历史沉淀下来的“集体记忆”和“集体良知”结合是全球城市“本源价值”和原动力所在，能够成为一线全球城市的无不是具有全球文化认同价值的城市，也是文化软实力能级最强的城市。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软力量”（Soft Power）概念被广泛认同，软力量五要素占第一位的是“文化吸引力”；第二是“思想/意识感召力（价值观）”；第三是“政策影响力（包括国际政策影响力和国内政策影响力）”；其四是“框架（机构体制）约束力”；最后才是“跨国公司控制力”。^［31］第四项是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的基础和前提，囊括了思想、机制、政策等因素，然后才可能产生“跨国公司的集聚与控制力”。虽然全球城市必备的要素和功能很多，但是能够形成并产生全球城市的“内生机制”——“城市文化自觉”，作为首要因素，但却往往被我们所忽视。不应否定的是：全球城市的“文化认同”，也是投资者、创业者、科技工作者的文化认同，同时也必然是全球休闲和高端商务旅游的目的地城市，纽约、伦敦、东京和巴黎等皆大体如此。“文化向来是强者的武器”^［32］，非洲研究、开发管理协会创办人和会长提出一个基本命题“文化是制度母”^［33］。是什么样的文化养成并造就了全球城市价值？回答是：市民社会的文化场域建构是一般城市能够发展为全球城市的内在“文化动力因”，也是终极“文化动力因”，同时还是文化自觉与自为意义的制度文化土壤。然而，萨森的《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一书没有论及全球城市文化要素，也没有论及城市所传承的市民社会的契约精神、制度文化等内容，更没论及市民社会体系对全球城市成因的影响。2002年，萨森又主编了《全球网络：相互关联的城市》一书，从全球城市网络的角度研究了大都市的功能与价值，但在“全球城市”网络时代的研究视角上，萨森仍然忽略了“全球城市”的文化传统传承的价值与功能、内生动力与社会体系创新发展原因的研究和表述，忽略了“全球城市”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城市的内生文化动力源泉的解析。当然，这一点也不应该苛求，或许只是研究角度或研究范畴不同。但是，我们过度强调全球城市的现状与存在、要素与样态的价值，结果可能会导致中国全球城市创建只能在外部要素上进行装扮与模仿，关键是网络时代的全球城市成长理论研究认知在本质上已经今非昔比了。

我们可以看看纽约、东京、伦敦和巴黎全球城市在特色文化和“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意义上所表现出的文化自觉与自为，特别是全球城市养成的社会与文化土壤创新经验，这对我们探究全球城市的本质是有价值的。

托马斯·科斯纳说：“纽约是一座与众不同的城市。当提到波士顿、费城、芝加哥或者旧金山时，人们通常会谈论这些城市里的人们在想什么或者做什么，可是没有人在提到纽约的时候会谈论它的人民，而只会谈论这个城市本身。因为这座城市比它的人民伟大得多！”^［34］毫无疑问，在此纽约城市的价值胜过“纽约人”的价值。这一观点虽然有些偏激，但至少告诉了我们：纽约作为全球城市的文化特殊性——城市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类型和文化模式。很多学者都认同“纽约始终是一座‘文化大熔炉’、一个新旧事物的交汇点、一种将新世界转变成美国所必需的催化剂。”^［35］文艺作品所描述的纽约“既是天堂也是地狱”，是一个现实与未来空间与时间“折叠”的文化场域，“纽约是最能体现美国精神的城市……容纳着来自地球上每一个国家的人们，这座城市使他们受到同化如此成功，以至于每天有300人宣誓成为美国公民……认为新世纪的挑战会击败这座令人赞叹的城市的想法是十分荒谬的。”^［36］对纽约的论断各种各样，充满了作者的认知、感知和偏见，这些至少告诉我们，城市是“改造人类的主要场所”^［37］，是某种文化认同构成了纽约成为世界城市的土壤，是市民社会的文化养育而使纽约成为“全球城市”并创造了“纽约价值”。(www.xing528.com)

东京在全球城市成长路上一直在刻意独创“东京价值”——一种东西方文化融合、历史文化传承与世界文化融合的价值。在全球城市中，东京首创了“创造型都市产业”体系，其本身就具有深刻的文化与制度创新意义，其发展内核是本地文化与全球文化的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相互嵌入的典型“东京文化+”的文化再生产价值。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诺斯指出：“制度是个人与资本存量之间，资本存量、物品与劳务产出及收入分配之间的过滤器。”^［38］“东京文化+”的价值创新策略是“本土自主创新”与“文化拿来主义”融合的产物，典型的“城市文化资本”+货币资本+创意阶层为结构体的“创新型都市产业”。首先，东京的现代发展过程，经济与产业选择重点之一是公共需求型产业的创新，在环境、健康、医疗、福利、文化和危机管理等领域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并将成果重点应用于文化和社会公共需求的各个领域。其次，文化传播型产业的创新。充分利用东京个性文化和感性文化，以动漫创意、设计、时尚等文化附加值高的产业丰富东京的文化内涵，提升东京文化软实力和世界范围的“身份识别”度，如在服装文化引领时尚创新方面可以与巴黎并驾齐驱。再次，建构了创新型的“都市功能促进型产业”政策机制，以“文化+”促进产品功能叠加并创造新价值，促进城市功能和城市生活方式的更新换代，进而成为世界消费与创新之都，像信息化家电、微型机器人和智能家居服务等。比如，2006年东京公布了“10年后的东京”^［39］；2009年又公布了“创造型都市产业”^［40］和“动漫文化产业活性化计划”等。在城市特色产业发展上，东京的突出特点是充分开放和融合化的国际化开放，强调主动与先进文化嫁接、互动、扬弃、创新、融合和整合。

伦敦作为全球城市典范，在于从工业化以来给世界提供了市民社会的“绅士文化”土壤，全民认同的绅士风度文化养成了独具特色的全球城市——“伦敦风度与价值”，甚至成为全球的城市生活和符号化标识样板。一位著名的英国诗人曾满含激情地说：“即便英格兰民族不能给世界留下别的什么东西，单凭‘绅士’这个概念，他们就足以造福人类了。”早在19世纪末的维多利亚后期，以伦敦为主的“全民绅士化”文化潮渗透于市民的血液之中。从传统绅士的“诚实、慈爱、自由、勇气、等级、责任”，转化为现代绅士的“进取、果敢、冒险、积极”，这可以理解为其提供了伦敦成为全球城市的价值理念与文化土壤。2003年伦敦市长公布了《伦敦：文化资本，市长文化战略草案》，提出文化战略要维护和增强伦敦作为“世界卓越的创意和文化中心”的声誉，要把伦敦打造成为世界级文化城市。同样，巴黎、柏林、纽约、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全球城市都提出了全新的城市文化发展战略。伦敦这个全球最有文化个性的城市的形成，既源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更源于这个城市社会文化精英群体的创造，最集中体现在城市个性文化符号——也是这个城市的文化资本构成，全球熟知的“绅士风度”和全球范围可清楚辨识的城市符号：老爷车、红色双层巴士、红色电话亭、红色邮筒、报亭和绅士雨伞、文明棍、礼帽……这个城市既创造了全球独一无二的文化，也创造了全球最具个性的精神理念——“让城市充满选择机会”。如果一个人在城市里有无限可能，这个城市就必然有无限的创新力。伦敦市长文化战略中还有这样一句话：“文化是促进理解、形成城市特征的强大力量。它可以跨越障碍，颂扬差异，激发灵感，带来教益，创造财富。”^［41］其中，“跨越障碍，颂扬差异”是很多城市难以做到的。

“某些著名的城市，如巴比伦、罗马、雅典、北京、巴黎、伦敦等城市成功地支配了各自国家的历史……那只是因为这些城市始终能够代表他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并把其大部分留传给后代。”^［42］我们更要关注这样一种文化价值取向，城市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也告诉我们：“最卑微的居民则可以将自己同城市的集体人格联系起来，同城市的权力和光彩联系起来。”^［43］“我是纽约人”“我是北京人”“我是巴黎人”……这是我们建设“城市如家”这一理想家园的本质原因，也是全球城市应有之功能。芒福德强调的城市作为文化的容器，作为一种有教化作用的有机体，是养成全球城市的土壤和机制，而特色文化是全球城市最为显性化的隐喻与特质。所以，全球城市的文化要素和市民要素面向全球城市的优秀传统和文化场域，表达了全球城市的公平与公正及契约精神……这些恰恰是全球城市的真正价值和内在动力所在。这些内容还包括：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与制度、国际化的法律与工程医疗服务体系、跨国际的研发机构与制度体系、跨文化的物馆创新与运营体系、国际融合化的研究型一流大学、创意阶层与中产阶级的绅士化样板、市民的开放意识与爱国主义情操等。全球城市除了要成为一定区域的政治、经济、金融、商贸、科技、生产、消费和创新中心之外，一定是某种意义上的地点精神、场域精神、历史传统、文化传统体验的创新中心，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的展示中心。“西方文明已经积累的经验、工业化、城市化、高技术、民族国家生活在‘快节奏’之中。他们对现代各种优先权——职业、办公室、个人责任、科层制、自由民主、宽容、人道主义、平等主义、独立实验、评价标准、中立性程序、非人性法则，以及理性化提出挑战。”^［44］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城市要创造全新的文化认识方式，这里要强调的是，目前存在的全球一线城市，面对网络社会产生的“全球城市病”，某些功能已经在退化，基于文化认同感而形成的国家认同感“乃是他们个人安身立命最基本而不可或缺的认同所在，是他们赖以为生的社会价值所系”^［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