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社会网络一体化理论认知视角下，全球城市在经济领域的高度集中和节点控制功能正在发生某种改变，其最突出的是金融中心高度集聚功能的某种改变。美国学者马克·戈特迪纳等对萨森的“全球城市控制功能”概念也提出了诸多质疑：他认为现代全球网络社会的智能化发展，在一定意义上使金融中心“完全脱离了特定城市中金融活动的中心化”，譬如“证券交易商协会自动报价系统”（NASDAQ）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股票市场。与纽约、伦敦或东京的交易所不同，NASDAQ缺少交易场地（应该翻译为“不需要交易场地”——笔者），而是通过电话和光纤电缆将世界50万商人联系起来。与此类似，巴黎、比利时、西班牙、多伦多等近期都废止了场地，金融从业者的“股东可以处于任何地方”［17］。他还认为“全球城市的命题在许多城市案例中总是会被简单化”，因为“新兴的信息经济，以及对各类型的电子通讯的加速使用，即具有去中心化的反向趋势，又为包括多中心的区域增长在内的新中心的发展提供了支持”。这里强调了“去中心化”和“新中心”的发生，新的网络社会科技的繁荣和全球网络一体化，改变的不仅仅是相关理论；还包括改变着人们对世界认知和改造的手段，从广泛的意义上同时获取信息，又以全球远距离管理控制工作的方式，既改变了工作岗位的空间区位定义，也改变了工作时间的定义，还改变了就业关系和企业组织形式。最近在“中国信息化百人会”的“网络经济和网络企业”高层论坛上，卡斯特在演讲中说：“全球化经济的另一个层面是金融市场，金融市场遍布全球，所有的东西都是放在金融的大云当中。而这个云是在以光速不停移动，货币与货币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快速的流动实现了货币价值的最大化。”［18］抑或可以说，全球城市之所以称之为全球城市，其核心价值就是在全球流通中对金融流通的主导性控制，在以往的全球城市理论中，哪个城市成为全球意义上的金融中心，哪个城市必然是全球城市，虽然目前仍然还是如此，但是内在已发生了明显变化，特别是“全球网络一体化金融”和金融网络化的发展大大超出了人类的预期，给人类带来惊喜的同时伴生社会发展的意外。“伴随着许多次级活动被数字化和去中心化……在过去的十年中，伦敦已经见证了金融服务业岗位的大幅缩减。这些岗位将由商业服务的增加所弥补。”显然，中国金融业务岗位的缩减更加明显。更值得深思的是，马克·戈特迪纳还认为，“伦敦经济中的60%的就业岗位要指望地方和国家而非全球市场需求。所以，认为金融交易活动需要那种可形成在‘全球城市’中心街区聚焦的同类型的面对面的互动，这种假设现在有可能被高估了”［19］。他们对全球城市金融中心的控制能力与价值的怀疑是直截了当的，现代网络社会带来的工作方式革命，正在检验、校正全球城市的功能与价值，其变革率先出在金融领域并不是偶然的，中国现实生活中普遍的非货币化倾向——穷乡僻壤也可以用手机付费，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变化。
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来临》一书中曾这样描述后现代社会的城市：“一个大规模的社会的特点不在于巨大的人口数量”，“过去是通过大量的城市集中，今天是通过大规模的通讯交往，一个大规模社会的特征才显示出来”［20］。从过去的“大量的城市集中”到今天的“大规模的通讯交往”反映的是网络社会的结构性特征，“无定位城市区域正以一套复杂的社会和经济网络体系取代实际上的中心城市。迅捷的交通使设址于中心地带沦为一种选择而不是必须，新的西部城市将采取更为松散、开放的格局”［21］。这一观点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7年出版的《延伸的城市——西方文明中的城市形态学》作者万斯，描述未来新型城市是没有中心、没有明确定位的。未来城市将“无顶、无底、无形、无际……随机的、迷乱的、未加计划”的。“它的郊区是‘不定型的’，它是一个‘强烈进取的有机体’。”越来越多的城市发展表现了全球城市价值链中高端环节的控制功能，并直接参与了“全球产业新文化分工”。现实的国际经济体系已经不仅仅是国家之间的竞合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由城市价值链相互联系或由相互贸易依赖形成结盟关系的各种共同体之间的竞合关系，全球构成了以“要素经济为纽带”的全球网络社会体系，“全球秩序控制节点”可能、可以发生在任何大城市，也可能、可以发生在任何中小城市或任何地点。所谓全球网络一体化在某种意义上是网络与智能技术、金融与人才市场、国际贸易与跨国生产，以及某种程度的科技和专业劳动在内的“泛全球化分工”，即除了全球城市以外，某个村庄、某个有技能的个体也能够参与全球分工并创造新的控制节点。全球化网络社会体系使经济系统互动可以在全球各层次相互跨界连接，无中心化趋势是网络时代的一个结晶和时代财富，具有不可抗拒性和中心地点的模糊性，正在“创造着一个崭新的、全球性的社会结构”［22］，这个“全球性的社会结构”是全球网络社会嬗变的结果，并带来“功能均质化”和中心定位无序化的结果。金融中心在网络上的“区位熵”随时随地可再造，甚至出人预料。网络社会的金融集聚促成了新中心结构并在任何地点都可以发生，虽然这种成长不是极端型的某一空间的发展，但在网络社会已经产生新的功能。长期研究网络社会的曼纽尔·卡斯特对网络社会带来的全球城市变化又有了新的认识，他用网络经济五个相关联的维度说明全球城市功能与价值体系的变化：第一，网络经济是全球性的，“网络经济是基于全球的金融、生产、消费、商务、科学、技术和创新的网络”。全球主要的研究型大学，有90%都是在欧美国家。［23］全球研发比例有75%都集中在欧美的企业和组织当中。这决定了发展速度和科学技术设施的发展状况。比较相关的数据我们知道，全球研究型大学、全球研发中心是全球城市发展“文化动力因”之一，甚至具有某种因果关系，有了这样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机制，才使得纽约、伦敦、巴黎、柏林和苏黎世等城市成为全球经济秩序的控制节点。第二，全球信息运用的竞争性，以及引入创新用于生产和流程中的能力。第三，网络经济会创造新的组织结构，又叫网络体验。第四，体现在工作流程上——劳动力就业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具灵活性。第五，知识和信息的不平等分配。显然，他的第五条观点已经有些过时，网络社会的最大价值在于“知识和信息可以平等获取”，因知识和信息不是“被分配的”，只要你愿意或在一个公平的社会机制内就可以随时随地获取知识和信息，这也是动摇全球城市垄断基石的根本原因所在。总结卡斯特的观点可以理解为——建构城市内在发展的能动性、创造性和自觉性，应该是全球城市研究的重点所在。
全球网络社会智能化为全球化城市竞争创造了高速轨道，一方面迫使城市发展、竞争必须强化自身特色，寻找差异化定位；一方面又在创造多中心和多元化网络集聚模式，建构广域化“长尾蓝海市场”，其结果孕育、催生了国际化意义上“全球乡村”的产生！它与“全球城市”概念构成一对范畴，表现了全球化多中心、多节点、多样态、多极化和去中心化的趋势，全球网络中心节点发生的模糊化和具有不可抗拒性的结果，反证了“全球乡村”发生的必然性。正如吉登斯所说，“全球化不仅产生向上的拉力，而且也产生了向下的拉力，给地方独立带来了新的压力”［24］。而这个新的压力集中体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任何东西都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生产并销售到世界各地的现象。”［25］这一现象带来的结果是，使任何地方都可以产生新的经济要素集聚与扩散高地。全球社会网络化在建构“全球性的社会结构”——在传统城市化即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图景下，如今浩荡的“全球乡村”重构或者说在“再地方化”的图景中，全球化网络化将城乡关系嵌入更加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中，处于全球关系网络节点位置的乡村与城市一样，以“地方网络行动者的身份”参与全球网络社会的生产分工，这一时代的回响超过任何时候！“网络社会好比摆在我们面前的城建用地，邀请我们设计和建设比特之城（即21世纪的都市）……这将是一个不依附于地球上任一确定地点而存在的城市，其格局不取决于交通的便利和土地的有用性，而受互联性与带宽程度的制约。”［26］以网络身份参与全球分工的“乡村行动者”业已产生结果，在此仅举三例：一是全球范围“国际慢城文化”在中国乡村中的建设推广［27］；二是浙江莫干山“洋家乐”文化的兴起；三是“全球化乡村样板”、全球网络社会一体化的经济范式——中国淘宝村的崛起。2018年，全国淘宝村数量有3202个，年销售总额超过2200亿元。被概念化为“全球乡村”［28］的徐州沙集镇2018年淘宝村销售额达110亿元，其下辖东风村1180户4849人，3000多家淘宝网店，销售总额为33亿元。一个村庄的网络集聚成为全球范围某种商品流通的“全球节点”，网络社会没有形成以前，这类“全球节点”一定是产生在大城市里，而现在可以产生在偏远的乡村里。信手拈来的案例还有很多，比如广东省狮山镇有30多家500强企业，产值超过千亿元；江苏玉山镇产值达650亿元；江苏张家港永联村，2017年销售收入超过700亿元，等等。很多特色产业小镇的特色产业甚至“垄断”了全球市场，如小提琴、钢卷尺、游泳衣、淡水珍珠……
“全球乡村”节点控制功能有如下特征：一是控制着某类商品信息和价格指数；二是控制着经济领域某些产业的成长、发展和商品的全球流通广度，某种程度上控制着某一类产品的产量、价格和品质；三是控制着市场和商品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产品创新的功能和属性等，这就是“全球乡村”在“全球城市”面前的价值与意义。甚至可以说，一方面，在全球新产业分工中，“全球乡村”的“网络行动者”正在分担和分化全球城市的某些功能；另一方面，也在补充和优化全球城市结构性功能的不足。我们认同卡斯特的观点：“我们社会中主要支配性过程都连接在网络里，这些网络连接了不同的地方，并且生产财富、处理信息以及制造权力的层级，分配每个地方特定角色和权力，而这最终决定了每个地域的命运。”［29］“全球乡村”使处于区域中心位置的全球城市正在被重新定义，淘宝村的口号是“我们在买世界和卖世界”，一个淘宝村可以定义和定位为全球市场，参与全球的产业分工，这也是网络社会条件下“全球乡村”价值之所在。“全球乡村”在某些方面业已产生了与“全球城市”相对应的价值与功能，虽然还处在发展阶段，但是某些产业和行业在全球流通中的“依赖与控制”功能已经显见，“全球乡村”已经成为参与全球城市分工的一个结构化的空间结点和全球城市价值链的一个关键环节。(www.xing528.com)
从城市社会学视角看，“全球乡村”正在重新定义全球城市化与全球城市文明普及率的内涵，城市化就是城市生活方式的普及化。比如，浙江德清的“洋家乐”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文化载体，在深山的村落群里自发形成国际化的“洋家乐”民宿群（散落在十几个村落），通过全球网络直接与世界联通，莫干山周边村庄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创业、就业、研学和休闲的“全球化乡村”，可以全球预定并拥有统一品牌、商标、网站、微信账号和整体对外营销形象。在村庄里，既有巴黎人、首尔人和开普敦人开的“洋家乐”，也有中国的上海人、北京人和南京人开的“洋家乐”……一面改变、引导乡村人的生活方式，一面传递、创造城市文明，构建有特色的“全球化乡村”的生活方式。深山民宿的夜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创客和游客聚会，是一个典型的“克里奥耳化”的地方——“全球本地化的另一个同义词就是克里奥耳化，克里奥耳这个术语一般指混种的人，但它已被延伸到‘语言的克里奥耳化’这一概念……”其更深刻的意义是，网络社会使全球不同的文化可以在偏远的乡村相遇，并创造一种“全球化与本地化融合的空间”。下面的例子或许可以用来说明这两个概念以及全球本地化的概念：“坐在伦敦（或“洋家乐”——笔者）的一家星巴克咖啡店里（现在，它们在那里非常普遍了），伴随美国‘海滩男孩’乐队的演唱‘但愿她们都是加利福尼亚姑娘’，喝着一位阿尔及利亚的侍者送上来的意大利浓咖啡”［30］。这样的乡村，融合着全世界，一面在创造网络社会时代的城市文明生活方式，一面在创造与世界一体化同步的全球化乡村节点。
全球网络社会改变着“全球城市”，也在建构着“全球乡村”，因应时代召唤，中国淘宝村给我们很多启示：经济增长要素的“集聚与扩散”，已经不以“集中与分散”的方式展开，传统实体空间区位价值正在被新的“网络区位空间”所替代，在全球范围展开——去中心化是一种新的经济革命。用淘宝村村主任的话说：“网络世界让我们在全球范围内随时随地面对面工作与沟通，而不需要到大城市中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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