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国际城市理论与实践

从世界城市理论向国际城市理论的转换是由于世界经济形势发生的变化引起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经济在地域上的重建在有关城市理论方面也有所反映。一些学者强调世界城市发生的新变化，他们试图去了解当今世界经济的多元性与早期统一的跨大西洋世界经济体系之间的不同。在所有的变化中，最明显的是太平洋地区经济的崛起。首先是东亚城市，特别是东京，它已经作为与伦敦、纽约相匹敌的具有竞争性的经济决策的中心而出现；其次是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在那里也集中了许多世界城市才具有的新利益。在欧洲，高速公路和铁路的改进更加强了欧盟的联合，一些欧洲城市在欧洲范围或世界上发挥作用。欧洲、北美大陆之间的竞争对原来某些城市的稳固地位也提出挑战，新兴工业的出现为一些城市新的专门化功能的出现提供了条件，为一些城市的崛起创造了机会。总之，从广义上说，世界经济形势的新发展已经引起国际新的劳动分工。在这种新分工下，跨国公司把生产的功能从欧洲和北美东部这些所谓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地区转移出来，却把跨国公司的总部留在了这里，使这些地区已发展起来的许多城市专门从事金融业和商业服务业，或者是信息交换技术等新兴工业。这样做的结果会出现一个新的全球化的世界体系，其特征是生产的扩展造成了全球的工业化，而工业化的控制权却掌握在为数极少的分布于全球不同地区的几个关键城市手中。

卡尔拉波特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世界城市网络的理论为一种新的理论所代替，这就是国际城市理论模式。这一理论是一种宏观理论，是在世界市场的运作中对城市作用及城市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考察，即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在更复杂的商业和信息活动中对更具有专门功能的城市系统进行考察。国际城市理论注重研究城市在国际上发挥的作用，它强调国际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交叉关系和相互影响。此外，它不仅只关心少数几个超大城市，而且关注那些以前不曾受到世界资本波及的中等城市。

其实，对于这样一种图景，美国人文生态学的社会学家早有预见。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学家罗德里克·麦肯齐（Roderick McKenzie）就最先勾画了国际城市的图景。那时，他思考了日本和东方经济的兴起，指出新的城市“重心”将会出现，也会有新的交流“路线”，他预料到跨国和跨地区疆界的多边交换将变得越来越复杂。他还预料到现代交通手段的进步将赋予个别城市或城市链以发送者和接收者的专门功能，也就是说，他已经预见到城市在信息时代的专门功能。他认为，到那时候，城市间的空白将会消失。^［4］

卡尔拉波特从不同方面对这两种理论进行了区别。首先，注意不同城市的不同功能是国际城市理论模式的一个特点。世界城市模式注重城市网络的等级制，即上级城市对下属城市的控制行为，注重某一级城市在它所处于的网络级别中的作用，如在地方、地区、国家或世界，一般来说，下级城市不会越级发挥作用。国际城市模式却注重城市的开放程度，国际城市在本质上是对世界市场开放的，是外向型的，它不必严格遵守过去等级制城市网络的次序。此外，等级制的城市网络不是完全建立在真正交换的基础上，有一种强制性的功能。国际城市理论却注重交换城市双方的平等和互惠。在全球化时代，可进行交换的种类大大增加，有实在的商品（包括个人消费品），也有移民、旅游者、商业信息、正规教育等。国际城市模式承认像纽约这样的国际城市在国际金融、商业和移民等事务中的统领作用，也就是它们在世界阶梯状城市网络中处于顶级位置，但与此同时，它还承认城市之间的横向联系。它希望不同的城市，也能像日内瓦、布鲁塞尔或迈阿密那样，在国际经济中发展独特的功能和具有独特的地位。由于在功能和地位上的要求不同，在数量上，国际城市可以比为数极少的几个世界城市要多得多。

其次，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可以创造经济上的奇迹，因而，国际城市理论承认在一些专门的功能上，一些新崛起的城市可以超越城市网络的原有等级次序，在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现代信息交流技术的发展和金融、商业、经济机构在世界范围的重组，使世界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改观，城市的国际作用也大大加强。世界上许多区域发展的实践表明，现代技术的进步和机构的重组可以使金融和商业产生瞬息万变的效果。由于大量信息的瞬息传播，已经改变了世界城市之间原有的先后竞争顺序，在金融和教育等方面，这一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国际城市理论在承认世界城市理论的同时，也承认城市次序的多元的、经常性的变化。(www.xing528.com)

城市地位的变化是由于城市所获得的专门功能决定的。在全球化时代，城市功能越来越趋向于专门化，这是进行交流的基础；而交通革命和旅游无疑大大促进了交流的速度。卡尔拉波特认为，按照经济的专门化功能，20世纪后期美国的国际城市至少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国际型生产城市；二是国际型通路城市；三是国际型交易事务城市。

国际生产型城市直接为世界市场服务，致力于出口成品的商品、生产的专门化或拥有大国际企业的分厂。19世纪的曼彻斯特和20世纪的底特律是这类城市的典型。由于世界贸易对美国越来越重要，也由于美国有大量的转口贸易，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城市的国际作用大大增强，国际管理的职能和大量的信息活动直接支持着这些生产类型的城市。国际通路城市是指历史上欧洲人进行海外定居的地区和殖民地的一些城市，如美国历史上一些商业城市和19世纪欧洲扩张时一些殖民地城市都属于这一类。这些城市的作用既是文化渗透，也是商业渗透。在美国历史上，这些城市联系着东北的工业中心，也连接着南部和西部的资源。在20世纪后期，除了历史上的交换移民和商品的作用以外，又增加了新的交换内容。国际交易事务型城市，用吉恩·哥特曼（Jean Gottmann）的术语来说，是指向跨国市场提供专业技术、金融服务和个人服务的城市。这些城市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变化最大的地方，吸引了城市研究者和改革家的最大注意力，并在新的世界城市系统中处于最重要的位置。交易事务型城市在经济信息、政治、组织信息，或文化信息方面实现专门化。^［5］

为了对城市的国际化程度进行衡量，卡尔拉波特指定了衡量这三类城市的一系列标准，其中包括衡量这些城市进行国际联系的标准、衡量为首的国际城市的标准等。他列表把美国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迈阿密、芝加哥、洛杉矶、休斯敦、新奥尔良、旧金山及亚特兰大等城市在许多方面的指标进行了比较，如外国出生的人口、外国银行数量、外国旅游者、新移民数量、进口物资的价值、具有外国领事馆的数量以及与国外建立姊妹城市关系的数量等。经过比较，纽约的确在许多方面名列前茅，当之无愧为美国首屈一指的国际城市；华盛顿由于是首都，在获得国际信息方面独占鳌头；在20世纪60—80年代，美国西部和南部城市的国际作用大为加强，其他地区的城市发展却相对缓慢。作者认为，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多少具有国际作用，每一地区都有自己专门化的功能和通往国际的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