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卡尔拉波特追溯了“世界城市”这一术语及其理论产生的过程。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18世纪末，当时，J.F.歌德（J.F．Goethe）把罗马和巴黎描述为世界城市（weltstadte）。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德国和英国的作者都用这个词来说明工业欧洲帝国的首都在国际上经济扩展的规模和程度。以伦敦为例，1862年，有人称它为“世界的中心”；19世纪80年代，有人称它为“世界的都市”；1841和1912年有人称它为“世界的城市”。到20世纪中期，美国人认为未来的世界城市不应该位处泰晤士河，而应该在圣路易斯附近。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提出了他特别消极的看法，认为世界城市是即将毁灭的世界文化堕落的中心。在英国，这一术语与集合城市的概念一起发展，城市规划师帕德里克·杰德斯（Patrick Geddes）在1915年用“集合城市”去说明城市化过程中地域范围日益扩大的城市，用世界城市去说明国家首都的统领作用（如巴黎、柏林）和商业、交通网络系统中的工业中心（如杜塞尔多夫、芝加哥）。1966年，地理学家彼得·豪（Peter Hall）在对杰德斯的网络体系进行研究以后，用范围的大小和强度两个概念来衡量城市的功能，认为世界城市基本上是欧洲单一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顶尖级的产物，日本和北美大城市是它衍生的后果。
到了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全球城市”“世界级城市”这类术语很快从学者的假说转变成人们的流行语，然而，最普遍的是杰德斯和彼得·豪的术语开始适应了世界经济的等级制模式，也就是适应了由都市从中心到外围实行强制控制的单一经济系统。约翰·福里德曼（John Friedman）致力于解释当代的全球资本积累体系和通过“世界城市”系统来清晰地说明这一理论。国际银行和多国公司总部的集中以及支撑这些机构的专家的集中是世界城市的主要特点。关于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使用方式和位置、通过阶梯状组织机构和交通网络进行传送的方式，这些事务都在小一点的二等城市决策。世界城市的作用类似于向全球辐射出一种电能的传导，电力传播的能力越强，世界城市集中控制的功能和权力也就越大。世界城市模式认为外围城市只有有限的自由意志，它们的作用由统领它们的世界城市的政治、经济权力所规定，由国际金融结构和多国公司来行使。二等城市只能就它们在等级制网络中的功能进行解释。为此，有人把这个体系分为世界城市、地区—国际城市和地区—国家城市，也有人称为全球中心、区域中心和地区中心；总之，在这一系统中，外围和附属城市没有什么独立处理事务的机会。世界城市理论致力于一种全球化的中心地点理论，全球城市，例如纽约，位于城市阶梯的顶端，它们分享所有次级城市的功能和活动，同时，它还容纳其他地方所没有的特殊活动。如伦敦的银行家和纽约的艺术商人所提供的服务极为特殊，他们需要以整个世界为市场。
在概念上，世界城市模式也与运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依附理论相联系。依附理论把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新的工业中心作为世界一类城市，如伦敦、东京、巴黎和纽约等所制定的秩序的接受者。安东尼·金（Anthony King）认为，殖民地城市为现行的根据西方价值观念、资本主义的商业组织和工业化的生产系统所进行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运作建立了空间，因此，世界城市的理论又为实行等级制的控制证实和描述了一种机制和途径，而这种等级制的控制是通过城市发展为世界范围的商业模式来实现的。［2］(www.xing528.com)
从卡尔拉波特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说的世界城市理论，实际上就是自近代以来欧洲以及后来延伸到北美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所建立的等级制的城市网络系统。这一系统，一方面是过去几个世纪历史发展的事实；另一方面也是在城市史学领域被广为认可的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按照经济、金融、交通、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及城市的功能，全世界的城市网络可以分为四级：最低一级是地方城市及其腹地，也就是小城市及其周围的城镇和乡村；第二级是地区，可能是一个省，也可能包括几个省，在地区这样一个范围内，有一个大城市，它一方面与上面国家范围内的更大的都市发生联系，另一方面又支配着下属的小城市，吸收着它们的资源，并管理和为这一地区服务；第三级是国家范围内的城市网络，一般以首都或国家最主要的商业城市为中心，上面与世界级的都市发生联系，下面与地区级的城市发生联系；最上面一级是世界级的都市，一般是世界的金融中心，如伦敦、纽约和东京等。这一理论是一个大致的框架，每个国家并不一定都具有三级网络，按幅员和经济的发展情况，可能是三级，也可能是两级。此外，有的国家与世界都市有联系，有的则没有。总之，自近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阶梯状的等级制城市网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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