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城市民俗学者的任务与国际经验

现在，让我们暂停这种有关未来生活的想象。大家可能已经发现，这种设想其实具有反讽意义，它描绘的是那种并不怎么吸引人的城市中产阶级的田园牧歌，而其中的图景在今天欧洲和中国的一些大城市早已大量存在。与一些未来学家不同，我自己并不相信我们生活的基本社会文化条件将在今后二十年里全发生巨大的转变——拥有发电站的房子、自动驾驶的汽车、声控厕所，或者各种新的因特网服务，这些并不能使我们的生活发生真正的革命。

从社会属性和文化特征来思考城市的话，城市未来的日常生活会变得越来越充满矛盾和冲突，它会受到日益发展的商品化和商业化对城市空间和居民建筑的挤压，同时还会受到日益加剧的社会两极分化和文化差异的强烈影响。这就使得回答下列这种有关城市未来的关键问题变得格外困难：二十年后，谁会居住在城市的什么地方？在社会与文化意义上，谁将“拥有”这一城市？^［6］

迄今为止，我们人文学者并没有对此提出太多实质性的观点，不过有三种当下比较重要的讨论，都涉及这些问题。这些讨论是围绕“创造型城市”“移民城市”和“分裂的城市”三个概念展开的学术与政治的争鸣。下面对此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第一种讨论：受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有关美国城市未来发展分析的影响，他提出的“创造型阶级”（creative classes）的概念，近年来引起了许多关注。佛罗里达是经济学家，同时对文化有强烈的兴趣。“创造型阶级”主要是指在人文艺术、文化经济和知识产业领域的工作者，在欧美许多大城市中，这类人士占据了城市居民人口的1/3。这些人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很好的资历和高收入，所以他们能够自由流动，根据城市应该具有的“生活质量”来挑选工作地点。这些人更喜欢拥有历史建筑物、具有地方精神传统、有民族与文化多样性以及社会宽容性和世界主义观念的城市，也就是说，他们热爱这三个大写的“T”：技术（technology）、才能（talent）和包容（tolerance）。^［7］

而那些不符合佛罗里达所论述的标准的城市将会成为落伍者，因为只有创造型阶级才会提供收入、消费、赋税和地方职业等方面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critical mass），这些要素对于城市的长远发展具有保障作用。或者，用佛罗里达一个较为偏激的论断来说，就是没有同性恋和摇滚乐队的城市将会输掉经济发展比赛。^［8］

不过他的预言——这现在也是我的预言——只会部分地在十五到二十年间得到确证，因为城市经济和城市社会发展的道路远比预想的复杂，而不同群体的“创造性”方式是如此多样，并非他的简单论断所能解释。此外，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确实能够积极参与城市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事业，的确能为文化遗产和公共福利的延续发挥积极作用——当然也是为他们自己贡献力量。他们通过积极努力倡导的智能工业和传统建筑，不仅加强了当地的生态平衡，而且也提升了他们自己的户外生活水平——他们看到了自己所梦想的“绿色城市”，有绿树成行的林荫道、街区公园、屋顶凉台和城市海滩。而如今那些第二代的创造型群体，期望得到更多：要住在城市的中心，那里不仅要让他们能随时接触文化又能接近自然，有休闲大厅和湖畔、阁楼和柠檬树，以及作为一个完整社区的绿色生态城市。一句话，创造型人士热爱“生态的大都市”！

另一方面，创造型群体的流动性特征又造成了他们发展的巨大障碍，因为它使得这样的群体成了非常不可靠的居民和市民。他们会经常流动，不能长久地融入当地的社会及社区文化当中，而他们对传统遗产的“浓厚”兴趣，可能只是对时尚的追逐而非严肃的追求。因此，创造型群体中的主体部分并不像真正的“本地球员”，而更像“全球冲浪者”。将来城市的稳定的核心，并没有变成“创造型”人士，而是仍然维持在其中产阶级与下层阶级成员当中。

第二种讨论：在2030年左右，越来越多的移民后代将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一部分。除了一部分属于新移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出生在城市，上过必要的语言课程并完成了规定的学习。他们现在已经在地方经济和城市社会中获得稳定的位置，特别是成了在文化产业方面的雇员、小企业家、自由职业者和代理人。他们的一些文化传统——与他们的父辈不同——已经整合在城市生活方式和实践的核心里，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大城市中“国际化”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而这一事实又打破了那种此前影响他们父母辈的生成链。当他们的父母辈在三四十年前移居到城市当中之时，他们明显缺乏教育方面的个人努力和公众支持，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目前只能依赖社会福利来生活。

然而，根据我的观察，人们所惧怕的以种族差异和文化“战争”为特征的“移民城市”却并没有出现，而“少数民族企业”则以一种有趣的方式获得了发展。随着城市旅游业及对手工艺品和服务业需求的不断扩大，移民酒吧与商店、画廊和手工艺品，以及医疗保健服务，在数量和分布范围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移民的”也就意味着“民俗的”地域或民族风格，他们都将自己的服务定位于混合的城市社区市场。这是一个在柏林和北京已经显著存在的趋势。例如，从“移民的”餐馆或咖啡店的菜单中，我们经常会发现一段介绍性的叙述文字（也许很短）——讲述有关店主的家庭、有关城市社区或有关所供菜品的地域传统的故事。而这一点，也证明了过去多种形式的“移民遗产”早已成为不断更新和整合的“城市遗产”中的核心——或许是“奇异的”——构成因素。

不过，这会引发同当地环境之间在社会文化上的密切联系，也会影响他们的业务政策，因为工作和业务关系是由社会责任和亲密纽带建立的。由此又会促成一种企业家的社会精神，这种精神受制于一种对城市环境的“地方爱国主义”（local patriotism）。对此，我认为，就城市环境与社区的“秉性”而言，地方文化遗产一定程度上能够保持它特有的、作为“地方共同意识”（local common sense）的凝聚力。(www.xing528.com)

以上两方面的发展导致了地方的市民文化，这种文化已无法区分是属于“本地”还是“他者”的。直到几年前，城市的中产阶级群体，因为感受到威胁，领导了反对所谓生物与文化上的“他者”的讨论。随着上述新的发展，过去那些生物学主义和种族主义话语的“荆棘”已经被剔除。而这，至少是我所希望和乐于看到的现象。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讨论，是又一个引人注目的预测，那就是，由于移民和底层阶级社会文化的解体，城市可能会进一步在空间和社会上分裂。这等于是宣告了城市发展的真正的危险进程。由于空间与社会的差距的确在加剧，城市中心区的发展与升级也在不断进行，这包括最常见的“绅士化”的表现：一方面，是那些高收入的个人、家庭和企业移居到城市中心；另一方面，则是缺乏教育的低收入群体以及小企业主、文化团队和艺术家被迫远离中心。

这常常是以牺牲文化多样性和城市中心的吸引力为代价的，比如在巴黎或莫斯科，那里的“独特的”内城是大多数居民从来不去的地方。与此同时，另一方面，城市的明显“萎缩”和城区的虚空化现象也正在发生，其根源主要在于经济和人口因素——这是欧洲今天的问题，也是中国未来要面对的挑战。当然，人口流动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是重要原因。无论如何，它导致的后果就是整个城市景观的“社会性的荒凉”（social desolation）。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某一地区才可能获得“重新焕发城市活力”的机会。

以上两种现象都涉及城市当中以及城市与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而国家或地方的发展方案往往无法弥补这种差距。于是，有关城市能力与形象建设的新理念脱颖而出——有的地区或城市强调知识和教育理念，以便使当地对年轻家庭和学术界更具吸引力；有的则通过提供特定的基础设施和文化项目、满足对方的特殊需求来吸引老年人，或许还会引用“传统”和“遗产”的母题——这可能是民族学或民俗学的机构提供的；最后，一些城市着力于发展城市旅游，既为那些喜欢聚会的年轻人提供欧洲著名的易捷服务（easy-jet-set），又为“资深创意人士”提供高档的历史文化旅游。

现在来对我关于城市景观问题的简短介绍做一个小结：以上三种讨论的预测，似乎都缺乏说服力。因为它们忽视或低估了所谓“后现代”城市社会的新的文化形式和社会资源。事实上，城市社区、公民自助和地方通讯、城市项目与市民运动等构成的新旧城市网络已脱颖而出，并将出于必要性以及现实的原因，在城市空间和城市社会发展新形式的社会政治“共同体”（community），也即有关城市空间与城市文化想象的“共同”（common）。这一点，确实是我对城市未来的乐观看法！

这一看法也已经包含了我的基本结论：“城市遗产”“市民文化”和“市民社会”，不仅会在未来继续存在，而且将保证一种朝向“社会”与“文化”形态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的持续发展，而这是被不断更新的“城市文化”所引导和保障的。通过保存有关城市的共同记忆、协作与交流的古老传统，以及为本地人和移民创造“新”形式的城市参与、整合与认同，这种城市文化代表了城市的本土“精神”。不过，用理查德·佛罗里达的概念来说，这也代表着真正的“创造型城市”，即一个市民和公民自我授权的城市。在那里，有关当地历史传统的活跃知识，以及地方风格与思想的活泼生机，都标志着这是一个“文化上共同”（cultural commons）的地区，而这种共同的文化，则被理解为城市遗产。

所以，我要稍微修改一下佛罗里达的论断——不仅是“没有铜管乐队和同性恋现象”的城市没有未来，而且尤为重要的是，“没有公民文化与遗产”的城市没有未来，因为它们缺乏文化资本和文化认同。

这意味着，他们——即城市居民，以及我们——也就是民俗学者和民族学者，至少应该从现在开始“搜集”和“展演”城市文化资本与文化遗产。我们在认识农村历史的结构之后，还应该学会“阅读”城市文化。也许这是我们在保存和展演大众传统的旧课中的新篇章，它将不仅是历史和博物馆中的保存实践，更是对当今时代与城市生活的科学的社会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