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夫冈·卡舒巴 安德明(1)（译）
今天，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全世界，所有的大报、杂志以及有关近年来人口调查的报告中重复率最高的头条信息，是这样一句既简单又平常的表述：“在全世界，城市化的浪潮方兴未艾。”——当然，我对中国读者引述这句话，简直就是“把大米带到中国”［1］，有些多此一举！
不过，从全球范围来看，这一表述可谓既陈旧又富于新意。说它陈旧，是因为早在五十年前人们就已经用这样的话语来描述当时的现象；说它富有新意，是因为与五十年前不同，城市化的浪潮已经使全世界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当中。据推测，到2030年，全世界会有2/3的人居住在城市。
所以，就目前的这种城市化浪潮来说，最值得注意的并非它的基本过程，而是它实际进展的时间、新的发展方向及高度剧烈化的强度——一句话，是正在变化的因素。众所周知，在现代历史上，正是城市充当了促成大规模移民、集中生活与大众文化等多种现代性表现形式的场所。不过，这种现代城市，在19世纪和20世纪，却始终是按照富有意义的空间、社会与文化的秩序来建立的。作为经过历史发展而来的一个概念，“城市秩序”为大众生活与大众文化的伟大历史性、社会性实验提供了特定的框架与方向，从中可以看到有关城市的三种理念：即把城市视为一个“多元化”的场所，一个“开放城市”，以及一个“市民社会”（civic society），这实际上也就是促成“城市”文化和文明的特定理念。所以，持续进展的城市化浪潮所带来的压力，实际上是对这种宏大的城市“文明化事业”（civilising project）的威胁，因为它可能使明天的城市变成一个无组织的空间——人口过剩，社会无序，文化上不定型。(www.xing528.com)
我知道，我们民俗学者或民族学者的学科传统并不关注城市文化（urban culture），也没有那种预测学或未来学的操作视角。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不得不加强对城市的关注和研究——我认为这是作为民间文化和大众文化研究者不可回避的任务——我们就会看到，至少从目前开始，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将代表着全球化时代所有社会中有关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的核心问题。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始终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包括老传统和作为城市核心遗产的新兴市民文化。我也知道，如果我在这里把“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和“城市文化”结合在一起来讨论，就会存在概念上的问题，因为这两个概念过去似乎属于民俗学和民族学中两个不同的研究范畴：“文化遗产”代表着有关历史和传统的观点，“城市文化”则代表着有关社会变革与未来的视角。不过，我认为，受日益加剧的全球化、人口流动与移民，以及知识与文化的数字化等影响，这两个概念将会越来越密切地交织在一起，而这种全球范围内空间与文化的震荡与混合，也为我们的民族志工作创造了新的条件与挑战。
以上我简单地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民俗学者和民族学者现在必须“收养”自己的第二个孩子：过去关注“村落”，现在是“城市”；过去关注“农民文化”，现在是“城市文化”；过去关注“古老的乡村传统”，现在是“他者”（other），是“现代遗产”（modern heritage）。这正是为什么我要讨论欧洲与中国的“城市遗产与未来”问题及我们民族志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我要集中讨论城市“文明化”问题的原因。因为这种文明化既代表了历史遗产，也代表了城市的未来资本，而这两个方面都应该是我们的话题。下面，我会首先简短地介绍一下现代城市的初始情况——我的范围和例子都来自我所生活并熟悉的欧洲。然后，再介绍我对从今往后十五到二十年城市与市民文化的一些片断式的思考：正在发生的是什么？谁将拥有城市的明天？谁将“生活”在城市？在这些过程中，我们研究者又能够发现什么样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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