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讨论了青年文化与消费社会、数字技术变革间的紧张关系，青年人的创造性实践总是面临被商业化的命运；同时，为了服务群体内部的社交需要，形成了与文化产业平行的商业网络和生产与流通的渠道，并产生了亚文化企业家。在数字媒介主导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中，商业导向与非商业导向的生产和消费活动进一步交织在一起，青年人的欲望和焦虑被转化为市场营销中追求自我和实现自我的话语。青年文化研究也显示，亚文化群体内部并不是集体的乌托邦，同样反映了主流文化和社会结构的特征。
莎拉·桑顿（Sara Thornton）围绕英国和美国的舞蹈俱乐部和狂欢派对所做的青年文化研究，探索了流行文化领域内出现的复杂的层次结构和区分策略。她首次将“亚文化”定义为一种“品味文化”，由各种传单和音乐列表一类的微型媒介组合而成，青年人将这些小众音乐与风格的媒介转化为具有自我意识的“亚文化”。她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青年人为主的俱乐部文化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边缘娱乐，同样显示出象征性经济的特征，以及品味文化的再生产方式。因此，桑顿扩展了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创造了“亚文化资本”一词，以理解“酷”如何被用于青年人之间的区分。他们通过对“主流”的鄙视来衡量他们生产的替代文化的价值。“嬉皮士”了解什么很酷、什么不酷，并预见接下来的什么会是酷的。在亚文化中，这样的判断能力就构成了亚文化资本的形式，并构成亚文化群体内的权力关系：
亚文化资本是替代等级制的关键，在等级制中，年龄、性别、性和种族的轴心都被用来确定和保持阶级、收入和职业。有趣的是，亚文化资本的社会逻辑是以不喜欢的和强烈不喜欢的东西来展现自己。[66]
桑顿解释说，亚文化资本通常表现为，掌握亚文化场景的知识，拥有与之相关的实物和外在风格，以及可感知到的对场景的持久认同。比如，拥有或穿着某个乐队的T恤衫、收藏他们的特别版黑胶唱片，了解哪些乐队风靡世界，知道各种音乐样式的谱系和区别，以及举止、风格和言语的表达等。在朋克亚文化场景中，参与者还不断向其他人询问他们对场景的了解，以测试其真实性，并从中建立认同感。
同样是受到文化资本和文化场域理论的启发，德国作者扬-迈克尔·库恩（Jan-Michael Kühn）分析了柏林泰克诺（techno）舞曲的“场景经济”，他指出，围绕“地下”电子舞蹈音乐场景的场景经济代表着一种差异化的经济领域，其特定的结构发展出自己的组织和生产逻辑。基于场景的文化生产而不是基于音乐产业的文化生产、强调文化的作用、亚文化内部等级以及品味区隔在维护和重塑场景经济中的作用。随着所谓“主流”的EDM在商业上日益成功，许多现场参与者都坚持认为这种文化是“假的”和“不合适的”，并试图将这些美学、表演者和相应的组织排除出他们的现场环境。这样一种抗争形式首先植根于维护和捍卫基于美学的生活世界，而不是阶级。通常，这些区隔反对那些明显过度商业化的音乐和事件的经济逻辑，抵制那些在本质上对音乐文化不感兴趣的外部参与者，因为这些商业的或外部参与者的逻辑都可能危害音乐场景的生产力和生存。因此，各种形式的区隔以一种“审美抵抗”的形式成了阻止不必要的美学和生产方式而保留音乐场景美学的主要手段。[67]反过来，商品化推动了亚文化意识形态或亚文化资本标准的创新，从而使亚文化主义者不断渴望在各自的场景中表现出真实性。亚文化经济和文化经济之间不断和频繁地上演着互动、借用和抵抗，也使得市场中的文化样式不断翻新、数量激增，这恰巧符合了消费者对符号构成的“自我”生产的要求。这种对主流和大众的刻意拒绝和否定，同行（亚文化群体）内部的生产逻辑，以及群体共享的审美策略确实和艺术生产的传统非常一致。也唯有如此，创作者和表演者才被看作卓越的和真实的。在此，我们可以回到本书第一章有关艺术家的神话，在案例讨论中，我们提及了中国当代独立音乐世界对个性与独特品味的认同。(www.xing528.com)
融合的媒介以及兴起的数字经济令粉丝—消费者的文化生产能力及其价值凸显。与被异化的、渴望逃离办公室的生产者比起来，他们更加热情、真诚和投入，并从“工作”中获得认同感与情感连接。他们将自己的兴趣转化为新的工作和职业，并被置入数字经济。不过，自20世纪90年代末，关于“数字原住民”和粉丝生产者的乐观主义在消失。媒介研究领域发展出批判性视角，试图揭示和批驳信息社会和数字技术赋权的神话。批评者指出，社交媒体作为一种新的资本积累模式的兴起伴随着一种社交媒体的意识形态，即“社交媒体”是新的（Web 2.0），带来新的参与机会，促进“经济民主”和更多的民主（参与性文化）等。新媒体的兴起同时还伴随着技术决定论和技术乐观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观念对于说服投资者和用户支持社交媒体资本积累模型是必不可少的。[68]蒂奇亚纳·特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用“free labor”描述数字经济下的劳动力及其特征。他借用意大利自治主义者提出的“社会—工厂”的概念，指出工作流程由工厂转移到虚拟的网络社会，用户自愿提供劳动，如生产内容、建立网站、修改软件包等。互联网实际上由技术和文化驱动，并一直贯穿着持续的价值生产。由于互联网的意识形态支持了近年劳动市场中出现的新现象，包括灵活就业、自由职业者增多、长期提高劳动技能的诉求以及替代传统办公空间，这就使得互联网的价值生产过程隐而不见。特拉诺瓦认为，发达国家的后工业经济普遍存在这样一种“外部经济”，即价值生产越来越多地涉及直接生产过程之外的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的获取，这种分散的文化生产对工业经济中存在的生产与消费、劳动与文化之间固定的区别提出质疑。[69]“free labour”因此具有“自由劳动”和“免费劳动”的双重意涵，后者则意味着可能受到资本的无情剥削，但是这都需要进入微观情境进行深入分析和区分。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讨论的，数字经济是一种混合模式，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市场导向的信息商品化和以分享文化为基础的礼品经济共同组成。在特拉诺瓦看来，免费劳动不一定就是被剥削的劳动，用户自愿承认这些劳动只是用来换取沟通和交流的乐趣，因此，它是自由的，不是强制的。[70]
而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家看来，技术乐观派的社会研究存在几个重要缺失，第一，缺少深入的历史意识，这导致他们以完全的不连续性来解释社会变化；第二，没有一个整体框架，因而不能够分析和解释作为社会整体一部分的社会现象，因为这个更广泛的背景总是在社会中发生作用，并影响发展；第三，没有聚焦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根深蒂固的矛盾/ 对抗和权力关系。忽视了这些基本问题会导致将现有的社会关系解释为“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同时，不应该认为资本主义市场或商品交换占主导地位的特定社会形式是理所当然的。[71]在他们看来，生产型的消费者—粉丝是数字经济中的新型劳工，是被剥削的对象。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被视为商品的范围，互联网用户的商品化是所有事物商品化趋势的一部分，休闲时间和工作之间的鸿沟已经消失，游戏和劳动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因此，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不同空间中都在推动数字经济。互联网同时是“游乐场和工厂”，或者说，互联网是“带围墙的花园”，将网络公众锁定其中，在这里，他们可以被征用，社交关系得以发挥作用，他们的迷恋和欲望都被货币化了。[72]当代中国的粉丝经济和泛娱乐的商业模式确实反映了粉丝劳工化和职业化的趋势，使得各种形式的消费都具有了生产性和商业价值。但是，我们也很难据此下结论说，粉丝是完全被商业操纵和剥削的。某微博用户在东京奥运会期间发了一个帖子，呈现了国内不同粉丝社群的日常，并透露出对业余生产者的乐观主义期待：
看到好多帖子讲“体操吧”大神比体操队教练还专业，讲真，我是有点信的。因为我当年泡过好长时间“宋史吧”，厉害的吧友确实比有些科班出身的学者涉猎更广，分析问题更灵活深入。而且这帮人是真上瘾，白天黑夜泡在吧里讨论问题，氛围也好，就算吵架也是互相甩史料、写长篇分析，很少人身攻击。一直觉得有一项狂热爱好并能钻研到专业程度，是最令人羡慕的事情了。更感慨的是，我一直以为贴吧没落，大神星散，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关键时刻，这些不是专家胜似专家的人不畏人言，有理有据地站出来说话，太佩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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