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文化理论家认为，大量年轻人通过形成不同的社区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边缘性，这些社区为他们提供了归属、地位、规范，最重要的是拒绝了主导性的文化。但是，随着后现代或晚期现代性理论对身份和流动性的讨论，青年文化不再被看作一种追求稳定和边界的集体性抗争。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和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Elisabeth Beck-Gernsheim）针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化指出，在制度性的支持下，“个体化正在变成第二现代社会自身的社会结构”[28]。“现代社会的核心制度，包括基本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以及维系这些权利所需要的有薪工作、培训和流动，是为个体而非群体配备的。基本权利已经内化，人人希望或必须积极参与经济活动以谋取生计，个体化的漩涡已经摧毁了社会共存的既有基础。”[29]即便是在集体主义文化深厚的日本，人们也相信这是“横向关系的差异”超越“纵向关系的差异”的时代。[30]个体化意味着为自己而活，强烈地追求自我实现。后现代消费研究的观点认为，自我是一种象征性投射，个人必须积极地对各种象征性的材料进行构建，将这些材料编织出一个关于他（或她）是谁的连贯的故事，这就是关于自我身份的叙事。[31]原先由先锋艺术家和愤怒青年擅长的象征实践就成为人人都渴望采取的策略。拉什与厄里分析说，人们通过在阶级间和阶级碎片间制造个体差异来实现消费，这种差异不是由产品的使用价值制造出来的，而是通过产品的符号特征。[32]在陌生人的城市里，个体身份的塑造是一项非常必要的事项，并且，个体的身份在面对不断变化的场景以及个体自身的欲求时成为多重的。白天是西装革履、循规蹈矩的公司职员，晚间是露出刺青的摇滚乐手。个体化也意味着各种社会结构的危机都转嫁到个人身上，人们要独自遭遇各种问题，如失业与贫困。一个人今天是中产阶级，明天可能沦为社会底层。这使得个人的身份和生活方式进一步处于动荡之中，人们不再属于某个固定的阶级或社群，而是在各种生活方式间转换。人口流动和身份流动进一步催生了后现代社会的杂食品味和消费。在更具宽容度的生活方式的标准下，“奇形怪异的、异己的、芸芸众生的文化品味都可能被接受”[33]。
图10-1 因共同兴趣组合在一起的朋克乐队（图片来源：刘晓静）
图10-2 北京School 酒吧里两个朋克风格打扮的女孩（图片来源：刘晓静）
英国社会理论家大卫·穆格尔顿（David Muggleton）借鉴后现代理论对青年文化的评价认为，随着文化产业日益复杂并取得中心地位，文化产品的多变和多样化使得年轻人越来越不可能致力于明显和有边界的亚文化实践。随着时尚狂潮和商业化风格的泛滥，不同青年文化群体的风格之间的边界也变得微不足道了，大部分风格特征也与独特的集体标记脱节，追求叛逆或“真实性”被认为越来越不可能实现。取而代之的是，年轻人各自发展了基于品味、兴趣和社交网络的折中的个人组合，而这些组合跨越不同的流派或社区。年轻人继续采用看似集体风格的方式，而实际上亚文化有极高的自由度，存在内部的多样性和外部重叠，个人参与的亚文化生产的意义大过了创造集体性的差异。[34]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也断言，亚文化和主流文化间的界限是流动的、难以区分的，如今“流行的大众，即风格的主流，就是后现代亚文化”[35]。与此同时，研究者也对伯明翰学派的早期研究提出了批评意见，比如，史蒂夫·瑞德海德（Steve Redhead）指出，所谓“真实的”亚文化是由亚文化理论家发明的，而不是相反的。实际上，流行音乐和“越轨”青年风格从来没有像某些亚文化理论所宣称的那样和谐地融合在一起。[36]也就是说，亚文化被描绘为紧密和连贯的社会群体是有问题的，它暗示亚文化与国家主导文化之间存在决定性的、常常是“越轨”的关系，而忽略了亚文化之间大范围的公共区域。[37]
面对消费社会的深入发展，米歇尔·马菲索利（Michel Maffesoli）指出当代社会存在重新部落化的倾向。由于个人主义和市场理性主义的过度发展，传统的社会关系持续瓦解，代之以部落式的、依托亲密关系与审美氛围而存在的各种小规模的社交群体。他将此称作“新部落主义”，是一种典型的都市景观。[38]他认为，这些零散的部落群体重新结构了当代社会，而这些群体围绕着消费文化的流行语和品牌名称进行组织。他说，“没有我们所熟悉的僵化的组织形式，它更多的是指某种氛围、一种心态，并且最好是通过偏爱外观与形式的生活风格来表达”[39]。新部落的成员通过掌握共同的生活风格，如审美品味、着装方式、行为姿态和特定的场景，可以被识别和区分。但与原始部落不同，当代社会生活的特点是人们可以参与多个群体；追寻身份的个体成为多音和复义的“角色”。
重新部落化的社会实际上是对基于阶级、职业、地区和性别的团结与认同的现代化和个体化的过程放松管制的结果，或者说是极端个体化之后的重组。部落身份可以说明现代消费社会中集体身份的构建与流动的性质，因为个人不断地在不同的集体表达的场所之间移动并相应地“重构”自身。[40]基于此，罗布·希尔兹（Rob Shields）对“角色”的观点进行进一步说明，这个“角色”在一系列“特定地点/场所”的聚会之间移动，并且，这些多重的身份构成了一个戏剧性的角色——一个不再能够被简单地理论化为统一的自我；“角色”是“展开的”且相互调整的，在这些社会中心性和社交性的场所中，面对他人表演的取向将人们吸引到一起。人们如部落一般的，然而是暂时性的，因群体的同质性而凝聚为团体和圈子。[41]从这个角度讲，群体不再是个人或自我概念的焦点，而是一系列焦点或“场所”中的一个；个人可以根据场所活动/表演一个选定的临时角色或身份，直到移动到其他场所，并承担起一个新的角色和不同的身份。因此，时尚研究者特德·波莫姆斯（Ted Pollhemus）认为，如今人们是在一个“风格的超市”里嬉戏和选择。[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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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3 身着汉服的年轻人在北京老城闲逛
安迪·班尼特（Andy Bennett）建议使用社会学概念“生活风格”为有关个体身份的构建和生活风格的理解提供基础。我们在有关消费问题的章节中曾专门介绍了生活风格的意义变化和用途。班尼特强调，在后现代消费研究的语境中，生活风格描述的是个人在选择某些商品和消费方式，以及将这些文化资源作为表达方式用于个人身份建构时的敏感性。在这个意义上，生活风格是“自由选择的游戏”，不应与用于阶级区隔或建立稳定社区的生活方式的概念相混淆。生活风格的概念将消费者视为积极的行动者，个人会经常选择绝不表示其特定阶级背景的生活方式，并颠覆阶级压迫，获得个体解放。比如，作为背包客的旅行者的生活风格，将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共享对游牧民族的认同，游牧被认为比现代工业社会更为真实。[43]青年文化研究的发展以及可替代性方案的选择实际上反映了由传统到后现代消费的特征，从社会存在/社会结构的象征性向社交性、表演与自我身份表达转移，而一个全面发展的大众社会通过提供一系列可以构建特定生活方式的场所和策略的商品与资源，为个人表达提供途径。[44]
另外，“青年”这个概念也不再与特定的年龄和生命的特定时期绑定，如班尼特说：“青年现在越来越成为一种话语结构……现在赋予青年的意义反映了各种不同的政治、思想和美学立场……‘青年’一词不再被视为与年轻状态直接相关。实际上，据一些观察家称，年轻人对‘青年’一词的专有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了。”[45]这是一个“我”的时代，传统意义上的老年人也在追求永远年轻的心态。
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Frank）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掀起的嬉皮消费主义的研究中指出，在当时的广告界和男装设计业，管理思想领域和设计创新派都醉心于青年反抗文化——酷。这些行业都经历了以年轻人为导向的形象改变，最终导致将年轻定义为一种抽象的消费态度或意识形态。这种“酷的征服”不仅是因为人口更新换代，青年占据了人口多数，还因为它恰恰符合整个社会的精神风尚。[46]费瑟斯通虽然没有直接讨论年轻化的问题，但将西方国家艺术泛化与民主化现象归结为规模庞大的20世纪60年代一代人之间的互动——由一个群像构成，“职业政治家、政府管理者、地方性政治家、商人、金融家、行贾、投资者、艺术家、知识分子、教育工作者、文化媒介人以及公众等，联结在一起，导致了一种相互依赖关系与策略，改变着群体之间的权力平衡关系，从前那些相互对立的利益群体，现在已结成了新的联盟。”[47]这也就不难理解，曾经叛逆的孩子在成人之后共同将他们的风格与价值注入其职业，甚至在以复杂和严肃著称的政治领域，不羁的青年文化及其产品可以被作为引擎和国家的新形象。而这个选择一如青年人面对特殊处境提出的应对方案，亦是政府在转型的历史和社会语境下做出的。
图10-4 涂鸦成为城市个性的另类装饰物
图10-5 北京77文化创意产业园定期举办创意市集吸引了很多年轻人
城市经济结构和消费转型重构城市空间，我们在有关世界城市的一章中谈过这个问题。曾经服务于工业生产的城市因制造业离岸而衰败，这正是青年文化兴起的历史背景。这些城市迫切地需要转型，通过回应市场中层出不穷的自我塑造的需求，提升经济与活力。文化化和视觉化成为后工业城市更新的策略，文化与旅游融合构建面对全球游客的吸引物和消费场所。以文化资本对大型工业化空间、码头和市中心的工业区进行重组是后现代城市改造的基本方法。老旧的工人阶级社区、少数民族社区、跳蚤市场、贫民区和红灯区都被营造为文化街区或旅游吸引物，标注在旅游地图上。亚文化的表演性和视觉性使之自然而然地被选择出来，作为主题和样式填充和活跃这些旧的空间，以连接新型消费者。如费瑟斯通观察到的，除了传统的文化与自然遗产，流行文化产业也升级为城市的文化资本，共同鼓舞着政策制定者、城市管理者及私营企业家，他们在各种文化样式中寻找可以用于重塑城市形象的感觉和主题。[48] 2010年，著名的《经济学人》杂志发表题为“酷的地理”的系列文章，报道了伦敦、纽约、巴黎、柏林和东京展现出的不同的“酷”的风格。后现代的城市一如每个后现代的消费者一样，在各种各样的风格（“慵懒的酷”“禅意的酷”“粗野的酷”“现代的酷”）中选择并编织关于自己的叙事。“欧洲文化之都”实践提供了不少这样的案例。利物浦将流行音乐文化转化为旅游主题，围绕甲壳虫乐队的旅游业估计每年可为城市带来60万人次的访问，这些游客在该市产生了约7000万英镑的经济影响。[49]东京秋叶原是“御宅族”的发祥地，聚集了日本动漫、偶像商品店、女仆咖啡馆各种亚文化物品和空间，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亚文化景观，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粉丝。日本以“ACG”文化，即animations（动画）、comics（漫画）、games（游戏）为基础的内容产业一直面向国际市场生产。20世纪80—90年代，日本的游戏、玩具制作公司以及影视、数码企业不断涉及动漫领域，进一步推动了动漫衍生品产业的发展。动漫爱好者的数量急速膨胀，引发日本社会和学界的关注与担忧，对“御宅族”群体多负面观点。新千年以来，海外媒体将“ACG”文化看作日本的新形象，其辐射全球的青年文化影响力也转变为城市和国家的文化资本。2010年，在日本创意产业促进办公室的推动下，日本制作和发布了《日本动画旅游指南》，2012年又推出了《日本动画地图》和《酷日本日报》（Cool Japan Daily）的博客。同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将日本命名为“圣地”，鼓励和欢迎粉丝“朝圣”。2016年，日本动画旅游协会（Anime Tourism Association）成立。协会主要由“高达之父”富野由悠季、角川株式会社、日本JTB旅行社、日本航空等构成，他们的任务是确定动画“圣地”，建立“圣地”、企业与内容持有者之间的联系，为游客提供商品和服务，并创造一个受欢迎的环境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该协会在2018年还开启了日本动画旅游“圣地”的评选，将88个“圣地”分为四类，一是动画类，由多部热门动画中出现的场景和故事发生地组成；二是设施类，通常是与漫画家有关的博物馆或以动漫为主题的乐园；三是事件类，围绕动漫产业的各种活动，如cosplay大会和动漫祭；四是特别场所，为“朝圣”的粉丝/游客提供专门的手册和指南。[50]真实的生活与媒介化的生活，真实的场所与故事或虚拟场景的消费，通过跨产业和跨媒介的内容与叙事相融合，共同形成旅游目的地。这个问题可以参考文化政策相关章节中有关日本文化战略的案例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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