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资本主义世界迎来“黄金期”，消费日益构成人们的日常生活与身份表征的来源。青年人一般不需要承担什么经济责任，他们可以自己打工，或者从父母那里得到零花钱，可支配性收入不断增加。随着战后婴儿潮的兴起，年轻人口数量增长，这就使得数量大、消费能力强的社会群体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化产业瞄准并为之做出调整的市场动力。年轻一代对老一代人生活方式的拒绝和否认同样是二战后明显的社会与文化现象，而他们对身份的确立又往往是通过摆脱父母形象和主导阶级生活方式的象征性消费来完成的。
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采用世代和代沟的观点分析这一重大变化，并指出这是二战后世界范围的普遍现象：“在纽约和伦敦，在辛辛那提和罗马，在莫斯科和东京，在爱斯基摩人那里，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各民族中，父母和子女都隔着代沟遥遥相对；代沟是在某一历史时期成长起来的人与20世纪40年代中期一系列变化后成长起来的人之间的一个特殊断裂。”[1]米德认为，这种代沟引发的冲突不是社会和政治的结果，而是始于文化的传递。从人类发展的角度，她将文化分为三个阶段——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2]前喻文化是各种原始社会的基本特征。由于生产力低下，社会发展非常缓慢，年轻一辈与父辈、祖辈的生活相较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因此，老年人的举手投足与生活经验都受到群体充分尊重，并原封不动地传喻下一代。并喻文化是一种过渡性的文化，是原始文化在外力（如战争、移民和科技发展）压迫下崩溃的结果。在这样的条件下，父辈经验并不能为年轻一辈应对现实环境提供现成的解决办法，年轻人必须自己创造。在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新旧生活方式的矛盾开始酝酿，产生了最初的代际的对峙与冲突。后喻文化即青年文化，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整个20世纪60年代的科技革命和社会巨变引发的，它将人类社会投入一个全新的、前所未有的时代，因此令老年人的经验彻底丧失了传喻的价值。米德认为，与前喻文化和并喻文化的地方性和局部性不同，这种代际冲突是跨越国界的，同时，它也是一种反向的社会化，由年轻一辈将知识和经验传递给老一辈。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伴随着青年反文化运动的高潮和退潮，代沟以外在的符号形式出现在校园中，而后隐没在家庭里。米德观察到，当时校园中的青年教师与老教师在办公室里划出明晰的界限，他们留着络腮胡子，学着新一代人的音乐、服饰；而在家庭内部，子女与父母间的代沟表现为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的剧烈冲突，比如，年轻小伙子喜欢留长发，各种极端的着装，听疯狂的摇滚乐，开漂亮花哨的赛车。[3]这种世代的观点强调，代际冲突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果，而这种冲突通过从“懈怠的酷态”到“粗野的酷态”两个极端间的光谱表征出来，[4]本章我们先介绍青年文化研究的一些基本观点，青年人作为生产型的消费者，创造群体文化并实现20世纪末期文化产业的增长，在21世纪，“年轻化”和“酷”被作为文化资本和意识形态，构建广泛的消费场景。在数字媒介环境下，青年用户还创造了虚拟场景。(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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