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讨论了地点感和城市形象的问题，在本章有必要从旅游研究的角度继续深入关于地点营造的问题。地点营造/场所营造（place making）的定义依然存在很多分歧，根据艾伦·路（Alan Lew）对62份英文文献的定量分析，这些文章中分别使用“placemaking”“placemaking”“place making”来描述和讨论地点营造的实践和差别。“地点营造”的第一个广义定义来自文化地理学的传统，与“地点感”的概念紧密相关，是指一个文化群体如何将其价值、观念、记忆和传统刻印在景观上，并赋予地理空间意义的方式。[51]这被作为一种有机的、自下而上的营造过程，通过每天的（通常是平凡的）社会实践来对地方进行塑造，并宣称其存在。从人类学和民族志角度看，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经历了这样的漫长过程才与其他地方区分开来。在旅游业中，许多地点正是因其鲜明的文化特征，尤其是看上去与现代工业化生活相对的生活方式，如少数民族和原始部落，而对城市旅游者具有吸引力。在大城市中，亚文化群体和外来移民积聚的空间也在有机成长中发展出了与主流文化不同的环境和气氛，同样构成了城市旅游的有机目的地。另一个广义的定义在本质上是与有机生长相反，通常涉及自上而下的专业规划和设计工作，以影响人们的行为，塑造人们对某个地方的看法和感受。这类地点营造的传统始自现代民族国家的城市规划，尤其是对首都的重建，通过空间规划、建筑和景观建筑的设计将之重塑为民族国家的象征。当然，这也是现代政府治理的一部分，除了物质的建设，也有非物质的软性技术的设计。自工业革命以来，各种城市规划的思路和运动，如“美丽城市”（1800年代末）、“花园城市”（1900年代初）和当代自美国兴起的“新都市主义”，都是自上而下的城市设计，它们都试图在城市环境中重塑身份、体验和行为。[52]在各种文献中，“设计营造”（placemaking）用于指代这种更为刻意和目的性的地点营造的方法；而“有机营造”（place-making）则指代更为自发和无组织的生成。两种营造方法构成了有关场所和地点的构想、理论、方法和实践的两极；两极间是各种实践和方法，不同程度地混合使用了两种营造方法。艾伦·路对这些实践和观点进行了总结，建立起地点营造的不同语境，以及旅游地、旅游者的行为与心理、地点想象和符号学、参与营造的实体和各种利益方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这对我们的研究和实践都具有参考意义，见表9-2。
表9-2 目的地营造的连续体
续表
如果我们将地点感首先作为一种认知层面的问题，那么事实上，世界上的所有地方都经历了有机的、无意识的构建和塑造过程，只要有人群居住和生活在那里，就必然会给地方印刻上特殊的形式和意义。而有意识地和刻意地规划与设计不仅仅是旅游业的需要，在当代旅游业和服务业高速发展的推动下，这种由外部的快速的物质介入更加明显可见。现代城市，尤其是在工业生产压力下的城市一直存在自上而下的规划和改造，也总是交织着现代、国际化、专业设计和市场力量等各种因素。如我们在前面讨论的，“文化之都”确实有其固有的历史和文化资源，在本地居民和外来者的头脑中都形成清晰的地点感，但是，当代实践越来越多地建立在“发明传统”、半真半假，甚至无中生有，依托在当代文化创意想象和成果的基础上，比如，迪士尼乐园、日本依托流行文化和时尚文化内容新发展的旅游地以及通过国际化的文化活动与媒介奇观（如奥运会和国际展览会）创造出的地点感。旅游业对地点的商品化就是旅游目的地营造的过程，通过外观设计、品牌形象塑造、前台演出使得旅游地适合大众游客的集体凝视。较少的游客或旅游导向的场所通过有机生产来定义，而较大规模和更多的游客场所更明显地受到规划和设计的安排。好的和成功的旅游地最有可能同时表现出强烈的有机营造和设计营造的混合。
旅游地通常由当地的社会文化结构和物理环境组成，构成其与众不同的氛围。世界经合组织将这些资源分为三组关键资源，对每组资源都有其管理要求。
自然资源：维持高品质空气、土地和水源以及有利的气候；
人造资源：“建筑遗产”的保护和完整性——历史城镇、建筑物和风景；
文化资源：保护和增强身份、联想、价值观，艺术和文化特征，各种活动与遗产。
基于城市和城市旅游的特点，人口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形成多元的群体和品味偏好，我们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增加亚文化或生活风格资源，如果说上面三类资源反映的是在某个特定空间中的集体性的生活实践、审美团结及其物质遗产的资源，那么以因年龄、性别、种族和兴趣爱好形成的亚文化或生活风格为基础的资源则反映了城市目的地的特点。后现代社会在消费、全球化和数字技术助推下分裂为各种各样的与主流文化形成差异的亚文化社区。
因此，当代的目的地营造是一项更为复杂的工程，它首先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需求。格雷格·理查兹（Greg Richards）在探讨文化与旅游融合的问题时指出，文化旅游的市场正在不断细分。他根据文献研究提出最重要的几类新市场——宗教旅游、美食旅游、语言旅行、健康和水疗旅游、精神旅游和整体旅游、志愿旅游、创意旅游、教育旅游。[53]在这个基础上需要再增加内容旅游，即通过媒介内容的消费而产生参观内容生产地或进入内容场景（无论是真实还是虚构）的兴趣和行动。对旅游规划和开发而言，这些资源实际上是固有的和免费的，虽然很符合旅游市场的需要，但是它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单一产业或群体，这构成了旅游业大规模开发的主要挑战。因此，旅游产品通常是国家的或地方性的文化产品，对这些资源的规划和操作通常需要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负责协调。目的地营造相较一般性的地方的生长，往往更会受设计营造的支配。目的地营造从表面看来与物理资源的设计的关系最为密切，但实际上，随着旅游研究对游客行为和心理的理解，以及对东道主与外来者之间权力关系的讨论，有关地点营造的许多设计指南都指出，目的地营造的目的是增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增强真正的社会交往和游客体验。
另外，继续我们关于地点的形象与想象问题的探讨，一个地方的图像和体验不仅体现在物理设计上，还反映了现实与幻想、历史与神话以及有意和无意的事件的融合。在“游客凝视”的讨论中，旅游业主要围绕形象和符号展开，旅游运营商除了制造旅游吸引物，还通过大量市场营销活动和传媒业，以叙事和形象生产来包装和推广场所。因此，从介入性的设计营造的概念可以分解为三个方面，首先，通过物理的独特性与材料所描画的空间创造出来的场所，这尤其表现出地点的审美特性；其次，源于所创造空间的内容和情境所支持的主题、图像和对场所的思考，它可以是口头的、文本的或象征性的；最后，人们在空间中的各种活动和互动创造了一个动态的场所，并可以被参与者以及其他人识别。[54]艾伦·路有关各种营造工具和手段的分类和总结也很有价值，它反映了上述三种营造类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有形和无形资源间的关系，并且它们都不可能在实践中分割，见表9-3。
表9-3 有形与无形的营造与设计工具
社会学家丹尼尔·亚伦·西尔（Daniel Aaron Silver）和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Terry Nichols Clark）结合消费和生活风格的概念以及后工业城市审美与符号性特征，提出了场景（scenescapes）理论与方法。他们将场景作为一个地理单位，包含物理设施及人作为消费者和参与者参加的各种活动。场景主要有三层意思，第一，强调对特定活动的共同兴趣，如听爵士、登山、在咖啡馆；第二，强调特定地点的特质，如城市相对于乡村；第三，某个地点的美学意义，每个场景会表达出特别的生活风格、精神内涵和情绪。[55]为了说明场景的具体构成和营造舒适场景的方法，作者提供了文化场景的3个主维度和15种子场景，见图9-9。
图9-9 场景语法：3个主维度和15种子场景
随着旅游业对地方经济结构和生活质量提升变得越来越重要，非物质传统更有可能以舞台真实性或民族志表演的形式被设计和管理。对于规划的场所营造，要培养一种真实且令人满意的场所感，需要留出空间让场所有机地自然进化，从而通过本土色彩来增添并影响总体的规划环境。从这个角度来看，设计营造应作为一个阶段或行动，是更大范围的营造和社区发展的一部分，这其中也包括有机场所营造。美国专门从事公共场所项目的机构PPS.org建议将这个过程和方法称为“场所治理”，即通过场所营造过程，有意识地提高公平性、参与度、包容性和社会资本。场所治理还涉及在创建成功的公共场所方面整合政府职能，这也应该是旅游倡导者的目标。幸运的是，有机场所的建立不需要规划，因为创建场所可以反映我们作为个人和文化团体的身份是人类的天性，即使面临相当大程度的全球化，而过度的政府监管可能会扼杀场所的建立。[56]
虽然旅游再现理论受到表演理论的挑战，但是它确实正确地描述了旅游行为的历史与传统，游客通常会在启程前搜集有关目的地的信息和图像，或者潜移默化地在媒介化的日常生活中积累对某个地方的特殊印象与热望。旅游业是典型的“形象生产行业”（image production industry）的一部分[57]，在全球化的环境下，国际旅游业成为快速且不断地制造差异化投影的业务，是诠释他者的出色工具；这些关于人和地方的诱人的图像和话语至关重要，以至于没有它们的话，旅游业几乎难以存在。[58]不过，对旅游地的包装看上去虽然差异很大，但是其背后的形象生产机制有一套完善的策略和脚本。[59]研究者将这看作旅游业运作的一个最大的概念框架，或者说“元叙事”（metanarratives）、“原始脚本”（primitive script）、“主图像”（master image）。目的地及其居民的身份就是在这个框架下被不断地（再）发明、（再）生产、（再）捕获和（再）创造，这在文化旅游或具有文化元素的旅游业中尤其如此。专门研究旅游想象的人类学家诺埃尔·B.萨拉查（Noel B.Salazar）认为，就其本质而言，虚构的形象是无形的，因此，他建议唯一的研究方法是去关注使这些想象或虚构得以流通和可见的图像与话语形式的多重渠道。这些渠道包括纪录片和小说电影的视觉与文字内容，艺术、博物馆展览和博览会，商务名片、视频游戏和动画，照片、幻灯片、视频和明信片，旅行社、博客和其他网站，指南和旅游手册，文学、书籍和杂志，新闻报道和广告，正式文件，以及诸如《国家地理》等准科学媒体。[60]一旦关于一个地方的虚构和想象获得广泛认知和识别，它们就可以作为真实的社会实践进行操作，被转化为有形的旅游地，或者再生产和再创造为更多的图像，继续在渠道中流动和发挥对观众认知的影响力。
研究者还扩展了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有关神话（myth）的理论，将之用于对旅游吸引物构建的讨论。巴特在《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一书中强调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神话，他的研究与文学无关，而是将神话视为一种言谈，通过“解码神话”的过程探究一系列现代社会现象。在语言学的基础上，巴特构建了一个二次序的符号学系统。在第一次序的系统中的一个符号（也就是一个概念和一个意象相连的整体），在第二次序的系统中变成一个能指。神话言谈的各种素材，包括语言本身、照片、图画、海报、仪式、物体等，无论它们最初的差异有多大，只要它们受制于神话，被注入第二次序的系统时，其中的意识形态内容“自我掏空”“非历史化”“去政治化”，最终被扭曲、掩盖和简化为一种纯粹的意指功能。在他看来，所谓现代的神话是一个动态的意义流转的过程。[61]该书收录的文章，如《银幕上的罗马人》《度假中的作家》《“上流社会”游航》《葡萄酒与牛奶》等确实丰富和扩展了我们对国家性和地点感的思考，尤其是对当代旅游市场和大众媒介中已经习以为常的事物做重新思考。例如，在有关哈切特图书集团（Hachette Book Group）出版的旅行书籍《蓝色指南》的讨论中，巴特分析了陡坡如何被审美化，上升为中产阶级旅游者消费的风景，并融入他们的道德观：(www.xing528.com)
在由《蓝色指南》提升到美学存在的观点中，我们很少发现平原（只有当它们被指描述为肥沃时才得到救赎），遑论高原。只有山岭、隘道、峡谷、湍流才有通道抵达旅游的万神殿，也许是因为它们似乎鼓励了一种努力和孤独的道德。根据《蓝色指南》，旅游是一种节省劳力的调整方式，足以轻易替代提升道德的步行。这在它本身意味着《蓝色指南》的神话学要回溯到上个世纪。在那个历史阶段中，中产阶级正沉浸于购买努力的新安乐状态，只忙着撑持着它的形象与要素而不会感觉它的不良作用。因此在前述分析中，它相当符合逻辑而又愚蠢地，是无品味的风景，缺乏宽阔感和人性诉求，它的垂直向度，与旅游的喜悦大相径庭，反而符合它的利益。最终，指南会很冷静地写道：“这条路变得非常如诗如画（隧道）。”再也没有人看见任何东西。[62]
神话如何剥除了完整的意义和历史踪迹，成为旅游业中的吸引物：
神话剥削了谈论所有历史的客体。历史在其中蒸发。它是一种理想的仆人：准备一切，带它们来，陈列它们，主人抵达，它就悄悄消失；我们剩下要做的，是享受这美丽的客体而不要在乎它来自何处。或更好的是，它可以来自永恒：自时间开始，它就是为中产阶级人士而制的，西班牙的《蓝色指南》是为观光客而做的，而“土著”已经将他们的舞蹈准备成一种异国风情的庆典。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确切的形态从视线中移开令人困扰的事物：既是决定论也是自由。[63]
为了与文学意义上的“神话”区分，巴特符号学理论中的“myth”在国内也译为“迷思”，它为旅游研究，尤其是与旅游相关的文本分析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比如，旅游指南、宣称资料和明信片中广泛发现的社会事实和政治事实的迷思化。在有关目的地营造的讨论中，中国学者王宁认为，“迷思塑造了高语境吸引物。迷思对于吸引物的塑造，在于它构成了吸引物的语境。离开了这个语境，客体或许就难以吸引旅游者”[64]。当然，文学意义上的神话和传说实际上也构成旅游者的地点想象和营造的意象来源。
关于第三世界的想象构成旅游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在后殖民理论的支持下，形成一个重要的批判维度。后殖民理论认为，殖民主义一直是且仍然是影响西方对来自不同（主要是非西方）文化的人们的解释和与之互动的力量之一。因此，后殖民理论始终警惕殖民主义在各种当代制度环境中的遗产，尤其是旅游业和跨文化的商务往来。[65]萨义德对东方学及其制度的揭示与批判是后殖民理论的基础，早年的东方学家相当一部分是不同形式的探险家和旅行者，正是他们将东方的生活、文化、历史和习俗进行分析、评估，并重建为一门高级的学问。萨义德总结了西方对东方描述中使用的一些非常突出的主题，包括神秘、异国情调、富于感性和辉煌灿烂。詹姆斯·克利福德在《有关旅行与理论的笔记》一文中也谈论了这个问题，西方知识分子通过他们的旅行和研究活动，将知识生产的逻辑建立在家园（home）与海外（abroad）、定居和旅行、中心与边缘、自我（西方）和他者的一系列二元序列中。西方因而“成为一个知识、历史或科学的强大场所，是收集、筛选、翻译和归纳的场所”[66]。美国学者玛丽·路易斯·普拉特研究了美洲探险时期的各种旅行文本，发现在新大陆开发的不同阶段，由于探险者的职业背景和旅行目标的差异，旅行书写从审美化的关于发现的修辞，转向对自然的系统化和世界分类，最终成为目标导向的投资与回报的工具性分析。[67]而当前占主导地位的旅游业话语正是对这些早期文本的迷思化，旅行文学和人类学、考古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学术著作，以及探险家和旅行家的日记或传记，通过大众媒介和流行文化不断地再生产与循环。因此，旅游地的想象不仅是关于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地理、美学、经济、历史和文化差异，也存在旅游者与东道主之间的权力关系。20世纪90年代末期，旅游市场的一个明显的结构特征是，30%的国际游客都会前往第三世界旅行；而这些目的地通常是由来自第一世界的跨国旅行社和中介机构面向来自发达国家的游客创建和推广的。由于旅游业的这些历史话语和各种“媒介人”对他者文化与形象的生产与再生产，第三世界的文化和形象时常是被固定和静止的，现实变化都被刻意掩盖。
夏洛特·M.埃希特纳（Charlotte M.Echtner）和普什卡拉·普拉萨德（Pushkala Prasad）选取了12个第三世界旅游目的地国家，对旅行社制作的115份宣传册进行了文本分析。根据宣传册中使用的词汇和图片及其再现的内容与形式，他们将这些目的地分为三类迷思：未改变的迷思、无拘束的迷思和不文明的迷思。未改变的迷思被用于营造古老国度，如中国、埃及、印度、土耳其和泰国等国家。大量遗迹和废墟被作为旅游吸引物，以维持传说中的辉煌和神秘，游客仿佛置身古代的文明世界。当代旅游市场也证明，故宫仍是中国和北京最重要的象征物与城市地标之一，是国内外游客到访最多的旅游景点。随着摄影作为休闲爱好在国内兴起，故宫角楼是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喜欢捕捉的拍摄对象。无拘束的迷思则强调和营造由阳光和海滩等优美的自然环境创造的现代天堂。除了度假村中舒适的服务设施，目的地营造有意避免任何城市化或工业化的人造形式。比如，在古巴、斐济和牙买加，游客可以获得自我放纵和感官享受。不文明的迷思则展现未曾进步的原始性和野性，既不是古老文明，也不是舒适的现代天堂，而是带有迷人的纯真和原始的性感。在非洲和美洲国家，如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肯尼亚和纳米比亚，旅游活动往往被塑造为一次完美的探险之旅。相关作者认为，无论哪种形式的迷思都反映了第一世界的旅游者对第三世界的想象和凝视，其本质是殖民主义的。未改变的迷思与不文明的迷思是对殖民探险时代的高度怀旧的版本。现代游客如同早期的探险者、商人、科学家、人类学家和传教士那样，发现了他者。无拘束的迷思则反映了新殖民主义的享乐主义面孔，帝国时期对原住民生活方式的道德恐慌被呈现为现代的感性体验。[68]
图9-10 灯光设计突出了故宫角楼的轮廓与色彩
图9-11 北京五四大街增加了新的照明设计烘托出“老城”的形象和氛围
不过，也有旅游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反映，当代旅游产品在后殖民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呈现多元的形式。比如，美国作者爱德华·M.布鲁纳的研究发现，肯尼亚马赛人的旅游表演呈现三种形式，分别立足于后殖民、独立后和后现代三个关联的历史语境。依照殖民者—他者二元关系，为西方游客建立的民族志式的表演已经取消，马赛人表演被作为民族国家的表征，用以服务本地人的休闲活动，强化身份认同，或是与美国流行文化和全球媒体文化融合，成为新型的休闲消费活动。[69]当然，这些形式仍是巴特意义上的现代迷思，但无论是研究者还是游客，显然可以从中解码出更多的意义，并反映出历史与社会的变迁。布鲁纳的研究还发现，游客身份日益多元，他们会对旅游地精心设计的表演产生怀疑，对当地的社会现实表现出焦虑。同时，游客与东道主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发生变化，不能够再进行简单判断。在地居民一直是旅游地的共同营造者，当他们作为旅游产品的经营者或导游时，都需要处理更为复杂的身份和角色：为外来游客表演自己的传统，继续再生产全球主导性的旅游地形象和迷思；同时，作为现代人，他们也有在世界流动的梦想和经验。在与外来游客的接触中，旅游工作者经常需要转换这两种身份，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找到了与当地人保持距离并与游客保持一致的创新方法。他们更倾向于将自己定位为与当地人不同，而与他们的外国客户更相近，以增强自己国际化的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进而在本地生活中获得优势和特权。[70]
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所讨论的全球文化所呈现的复杂的情景，已经很难用“单边”甚至“多边”去描述和解读文化的流动，旅游研究同样应该超越简单化的二元批判——将旅游地“东道主”视作前现代的、原始的、贫穷的和技术落后的，而他们的“客人”是现代的、复杂的、富有且先进的。克利福德的研究也指出，20世纪后期，作为旅行叙事框架的“西方”“家”“知识”的中心地位已经丧失，产生这样的旅行者的时代已经过去。一个难以否认的现实是，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中心”或“家”都是别人的外围或散居地。美国最偏远的“土著的”土地现在是旅游胜地。被称作“西部”的一片大都市和郊区，一度有着空间完整性的自信，而今被来自第三世界和前殖民地的移民和劳工占据。与此同时，“理论不再是自然而然地‘在家’，在西方，一个知识、历史或科学的强大场所，是收集、筛选、翻译和归纳的场所。或者更加谨慎地说，如今这个特权场所越来越受到其他位置、主张和衔接了种族、性别、文化差异的知识轨迹的争夺和跨越”[71]。诺埃尔·B.萨拉查等作者提议采用文化研究领域提出的“文化循环”模型，细致考察和分析各个环节和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和循环过程中，旅游地的意义和想象是否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哪些新的形式，如何重新协商或根本没有变化。循环的比喻是将文化过程描绘为复杂但相互依存的动态过程，“文化循环”模型从单向的和局部的过程转向全局的和循环的视角，将文化产品置于商品生产和分配、再现形式、法规和消费的一系列环节中，考察其虚构的意义如何产生、循环和传播。[72]在这个模型中，旅游业被看作一个动态的相互联系的整体，各个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可以在需要、欲望或机会允许的情况下与其他参与者重新进行自我调整。[73]
从现实环境与目的地营造的具体实践上看，东方主义的元叙事依然在发生作用，在许多情况下，当地人通常被旅游业定位为旅游业体系的最底层，因此，当地社区也很难参与地点营造的真正决策，大众游客只能在前台表演中与他们相遇，很难与他们进行有意义的互动。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在地社区和居民也越来越意识到这些问题，他们试图超越大众旅游业的这种困境，开始发展着眼于较小规模的、以社区为基础的旅游项目，鼓励游客参与地方生活，与当地居民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互动。研究者指出了一个似乎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立场和模型，通过允许当前被剥夺的群体重新利用自己的元素来赋权地方和文化，沟通过去和现在之间的精神或传统联系。[74]表9-4概述了游客的在地互动，以及在当地交换文化身份和符号的框架。
表9-4 社区文化旅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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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的旅游地构建的方式有赖于西方文化与在地文化之间更为公平的权力分配，这个视角是将旅游地看作一个“第三空间”。“第三空间”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提出的概念，是指一个（重新）协商身份的“地方”。他指出：
“第三空间”涉及在不同行动方式之间的边际地区的同时进出。前提是我们必须相信我们可以居住于不同的地点，并使每个空间都具有相对舒适性。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发明一套创造性的方法来跨越感知的和真实的“边界”。因此，“第三空间”是一个创造和变换相遇的地方，是一个动态的间际空间，充满了痕迹、中继、纠结、含混和矛盾，并带有两个地点的感觉和实践，最终塑造出一个与众不同、出乎意料的事物。[75]
多丽丝·巴赫曼-梅迪克（Doris Bachmann-Medick）将“第三空间”的产生置于全球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的时间上的不同，因而在这样一个空间里，不可通约的文化之间不间断地协商，其结果就是产生一种边界生存所特有的张力。[76]正如伊兰·卡普尔（Ilan Kapoor）所论证的那样，“第三空间”是“站在东方主义表征和帝国权力的二元结构之间的非辩证空间”[77]。这确保文化的含义和符号没有原始的统一性或固定性；即使是相同的符号也可以获得适用、翻译、重新整理和重新阅读，并产生新的、杂合的文化形式。[78]在文化研究中，“第三空间”被概念化为协商和重新定义身份的“场所”，在这里，权力结构遭到抵制，生活变得复杂、模棱两可和混杂，因此，“第三空间”也是新的文化身份出现的地方。通过“第三空间”的视角观察旅游地和游客身份建构问题特别有意义。旅游业和旅游目的地恰恰是不同文化相遇并可能产生激烈冲突、交换、互动和转化的场所，有利于我们超越二元对立，促进真正的文化交流。在旅游空间中，不同地方、民族和文化特性有机会在混合过程中发生作用，文化被不断地结构、解构和重构。（强势的）游客和（无力的）东道主在游客空间通过匿名的表演以及人、文化和环境间的实验和互动，获得了抵抗本质主义身份和刻板印象的可能性，而这些体验和关系超越了旅游空间中传统发生的体验和关系。[79]托伦·埃尔斯鲁德也提出过旅游活动创造混合文化或“第三空间”的相似观点，不过，不是只在旅游地。他指出，随着背包客回家，他们对自由的追求以及对新鲜体验的感受也会影响其在本国的环境与生活方式。一些背包客可能超越他们在家中所遵循的规范性边界，其身份认同感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对他们的世界观、对社会的态度，以及回国后在学习、职业和性关系方面的选择产生影响。他们可能会采用“后现代”的混合身份，同时包含两个中心或文化世界，即他们自己的西方社会和他们所选择的目的地国家的文化世界。并且，随着这类人的数量与日俱增，他们的混合世界观可能会对他们的家庭社会产生影响。从“东方”归来的背包客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当代西方“东方化”的作用。[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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