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博物馆的前身是16—17世纪欧洲宫廷用于收藏展示的空间——珍奇柜（curiosity cabinet），它被用于陈列和展示由四处征战、劫掠、探险和委托定制而积累起来的各种珍奇宝物（见图8-1）。珍奇柜兼具宫廷内部的品味竞争和对外炫耀实力的多重功能。这些收藏和展示以规模、数量和稀有性形成视觉震撼力，彰显君王权力。直到19世纪，民族国家兴起，现代博物馆出现，才真正确立了为公众服务的社会目标（见图8-2）。卢浮宫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座博物馆。法国大革命之后，革命政府决定将各地宫殿中的收藏集中在卢浮宫，将其转变为一座公共博物馆。珍妮特·马斯汀（Janet Marstine）指出，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次文化民主化的实践，将皇家贵族占有的珍奇宝玩和象征身份差别的场所，慷慨平等地开放给所有人，而其深层的动机则是将现代公民塑造为爱国主义者，同时具有审美意识和国家意识。[1]本尼特也指出，在这个过程中，除去将一个私人的空间转变成一个社会空间外，博物馆必须通过安排和展示文物，确保达成提升参观者的知识和启蒙民众的目的；同时，博物馆应发展为一个观察和调节的空间，以便根据新的公共行为规范的要求来控制和形塑参观者的身体。[2]
图8-1 关于珍奇柜的版画
图8-2 珍奇柜的形式依然是博物馆展陈的一般方式
在文化治理的相关章节中，笔者介绍了福柯有关现代治理性的研究。他在分析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时，除了现代科学术语规定的区域，还考察了知识的网络如何被用于社会区分和排斥，或者说不同地点、空间、机构、专业知识、专业人士和各种看与说的实践如何共同构建了权力的组织方式。[3]作为一个现代专门机构，博物馆和博物馆学也是这个现代知识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本尼特分析说：“博物馆的诞生与一系列新知识的出现相一致，并给后者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机构条件，这些系列知识（地理学、生物学、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和艺术史）的每一种在博物馆学的运用中，都把物品安排为进化序列（地球史、生命史、人类史和文明史）的组成部分，这些物品通过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彻底历史化的物与人的总体秩序。”[4]原先围绕君主权力陈设的收藏品和叙事都按照新的认知体系和现代国家的愿景重新组织和安排。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致力于传授新知识，因而按照学科分类发展出艺术、历史、考古、自然和科技主题的博物馆。博物馆通过收藏品证明历史与科学的真实性，并与学校教科书以及其他相关的机构和媒介提供的内容保持一致。艺术博物馆除了作为艺术史的证据，还承担着提高公众审美能力，并借此提升主体道德与内在精神的责任。当时的精英观点认为，工人阶级通过出入文化机构，并被美丽的建筑环绕，在实践和欣赏高雅文化的过程中，能够获取智慧和温柔，也就是选择了一种具有道德约束的生活，成为能够自我监督的新型的现代主体。[5]在此，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本书第二章介绍的19世纪马修·阿诺德有关文化的观点。现代博物馆，尤其是艺术博物馆发展出以视觉和观看为核心的技术。
在现代博物馆的成长过程中，其定义历经改变，国家和地区间也存在差别。2007年8月，国际博物馆协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简称ICOM）在维也纳全体大会上通过了修改后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该章程英文版对博物馆的定义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为教育、研究、愉悦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6] 2019年7月，ICOM面对快速变化中的博物馆领域和外部环境，再次通过协商、讨论和投票选择了新的定义[7]：
博物馆是走向民主化的，具有包容性和多种声音交织的空间，为过去和未来展开批判性对话。博物馆承认并解决当前的冲突和挑战，因社会所信赖而保管其文物和标本，为后代保存多样化的记忆，并保障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平等地获取遗产的权利。博物馆不以营利为目的。它们具有可参与性和透明性，与各种社区积极合作，并被这些社区收集、保存、研究、解释、展示，增进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旨在促进人类尊严和社会正义、全球平等和地球福祉。
根据“博物馆定义、前景和潜力常设委员会”（Standing Committee for Museum Definition，Prospects and Potentional，简称MDPP）提交的建议，这个新定义的提出是为了满足21世纪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在道德、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面临的挑战与责任。ICOM认为有必要改变一直以来的围绕博物馆藏品、历史古迹甚至文化景观的立场，建立一个以价值为基础的框架，针对人、人权、社会正义以及日益受到威胁的自然资源，采取倡导者或活动家的立场。[8]不过，这个新定义在提交讨论和投票的过程中就遭遇到批评，比如，有人认为它充满了“意识形态”和政治意味；“未经咨询国家分支机构便已发布”；一个宣言式的定义，没有将博物馆的功能区分于文化中心、图书馆或实验室。[9]新定义的主要倡导者，丹麦研究员杰特·桑达尔（Jette Sandahl）从自身经验指出，1990年前后，欧洲的民族志博物馆都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危机。他们意识到，必须彻底摆脱殖民时代的遗产概念，重新发明和表征自己。现代博物馆以“第三方”的态度呈现他者的历史与文化的方式无法将他者的现实生活，诸如人权、气候变化、文化多样性等问题包括在内。[10]为此，新的博物馆定义要以开放性实现“博物馆”和“社会”的同质与和谐。社会在不断变化，充斥着冲突与竞争，而博物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存在并发生着变化；博物馆需要动态的探索，以了解多样化和相互矛盾的发展趋势。[11]
位于瑞典哥德堡的世界文化博物馆被看作新博物馆积极实践的代表，它建立于2004年，既是一座民族志博物馆，也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中心。该博物馆拥有来自中国、韩国、日本和东南亚等世界各地的大约10万件考古学、人种学和艺术史收藏品。其官方网站上的介绍这样说：
世界文化博物馆是一个无论问题大小都可以提问，为好奇和对话而存在的场所。博物馆为您带来历史和时事问题，为各个年龄段的人提供体验。独特的建筑和中心位置使该博物馆自然而然成为交汇点。此外，博物馆还设有丰富的活动项目，从电影、戏剧到研讨会、节庆活动和表演，应有尽有，还有针对儿童和家庭的特别节目。
这座宏伟的建筑于2004年开业，由伦敦建筑师塞西尔·布里萨克（Cécile Brisac）和埃德加·冈萨雷斯（Edgar Gonzales）设计。(www.xing528.com)
世界文化博物馆在《米其林绿色指南》中获得一颗星。[12]
从这段介绍可以看出，世界文化博物馆在回应着当代社会的变化，尤其是全球化和文化经济的需要和新出现的议题，同时通过媒介融合和场所融合表征了后现代文化和社会的民主化，但是它仍然以领导者（不是文化权威，而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活动家）的姿态，通过其历史进程中积累的文化资本和新的组织方式表征其文化的身份和地位，同时也适应和配合新的国家和城市的治理议程。当然，新博物馆的实践和定义也反映了前面我们所讨论的，殖民主义时期形成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话语遭到各种冲击和挑战。但是，新博物馆能否以激进的行动者姿态真正打破现代殖民历史的传统政治仍然是一个问题。在进一步分析之前，我们谈一下博物馆的基本分类。
在各国，博物馆的分类方式存在差异。《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按照功能将博物馆分为三大类，即艺术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和科学博物馆；其中，艺术博物馆展示具有美学价值的藏品，包括一般性绘画、雕塑、装饰艺术、实用艺术和工业艺术，主要是视觉艺术的博物馆。[13]随着新兴媒体和技术的出现，我们也可以将博物馆分为如下几类：第一，自然科学博物馆；第二，科学与技术博物馆；第三，历史博物馆；第四，艺术博物馆；第五，虚拟博物馆。或者根据博物馆专门面对的观众、资金来源等进行区分，如儿童、社区或大学博物馆；或者根据地理和行政区域，如城市、地区和国家博物馆。而使用“世界文化”来命名的博物馆则反映了全球化的深刻影响。
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中，艺术博物馆与其他类型博物馆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既代表一种文化的等级，是定义艺术、区分艺术品与日常物品的权威机制，其公共性也是文化民主化的象征。艺术博物馆在数量上一度占据非常高的比例，有数据显示，在20世纪初，艺术博物馆占整个博物馆数量的一半；20世纪后期，艺术博物馆占20%，其他各种类型博物馆占80%。在意大利，艺术博物馆则占到30%以上。[14]在美国，历史博物馆的数量占近一半，艺术博物馆只占到4.5%，还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博物馆未被归类。[15]鉴于博物馆新的实践和概念的出现，我们可以预见的是，更多的博物馆将会不断模糊传统的分类边界，或者说打破现代知识和空间的横向分离，以及高级艺术和日常生活的边界。
博物馆和众多需要展示并从事销售的空间透露出相似的样貌。如图8-3、图8-4所示，虽然各种展示和陈列发生在不同场所，但它们都反映了人类对分类、收集、定义、展示和观看的兴趣与实践。这些空间和实践在现代性过程中出现了分流，产生了不同的专门功能与场所，服务于各种目的和需要。如今，无论是在城市的公共空间，还是私人空间，展示构成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除了博物馆，各种店铺、橱窗、餐厅、起居室、橱柜都在以视觉性的方式展示地方。整个城市在旅游经济的主导下也被设计为一个超大型珍奇柜，同时，博物馆成为城市分类和定义地点的标记，也越来越像是其所在城市的微缩，或者被称为“城市客厅”。
图8-3 西班牙马拉加博物馆的库房也向观众开放
图8-4 西班牙街头圣物店的橱窗
法国历史学家凯瑟琳·格拉尼尔（Catherine Grenier）以法国博物馆为研究对象，将博物馆的人文作用与多种国际环境及当前的文化转型进行比较。她建议使用称为“多态博物馆”（le musée polymorphe）的创新模型，拥抱新的知识传播方式，博物馆作为一个有机体可以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这种新模式超越了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区分的传统方式，从而使博物馆成为具有潜在的社会政治意义的公共知识场所。[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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