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点/地方(place)这个概念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时常与空间(space)放在一起讨论。对地点和空间的兴趣主要源于全球化的经济结构重组、移民浪潮,以及因此产生的去边界化现象。随着各种交通和信息技术的发明,人类社会经历了时间和空间的不断压缩。比如,人们从中国到欧洲过去需要漫长的海上航行,而现在只要10个小时,这都仰赖蒸汽船、火车和飞机的发明。而互联网的发明则创造了一种共时性,对于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们几乎可以当日甚至当时就知道,这在过去以驿站和马匹运输组成通信服务的时代是无法想象的。这里所说的空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指两个点之间的距离,因此,它是科学的、可以计算和衡量的,同时,空间再现了时间。而中国、欧洲或者美国作为地点,是指人们对某一个特定场所或地方的投入或依附而产生的详细的文化意义,后者与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的概念相关。地点存在于人们的意义和经验的来源中,人与环境、地点和身份是相互建构和构成的。[40]此外,因为现代性的均质化影响,如商业主义、大众消费和疏离感,人与地点的关系发生变化。爱德华·雷尔夫(Edward Relph)等作者认为,由于上述因素,原先不同的地方变得越来越相似,失去了独特的地点感(sense of place),而无地方性(placelessness)使得世界去人性化,并破坏了人对地方的依恋。[41]法国人类学家马克·奥热(Marc Augé)提出“非地方/非场所”(Non-place)的概念,他认为,诸如飞机场、医院、超市、高速公路和旅游地只是一些建筑环境,它们都缺乏历史感、文化意义和居民身份。人们与这些地方的关系是契约式的,人们只是以匿名的方式短暂地经过这些地方,不会形成深刻的和有意义的关系。“人类学意义上的地方是由个人身份、语言共性、地方性参照和非范式的生活技能组成的;非地方则创造了乘客、顾客或周日驾车旅行者的共享身份。毫无疑问,这种临时身份所带来的相对匿名性甚至可以被看作一种解放……”[42]不过,他也指出,地方和非地方并不是绝对的二元对立,前者从未被彻底抹除,后者也从未完整实现,它们好像是在复写本上做一场混乱的游戏,持续不断地重写着身份与关系。[43]无论是“无地方”还是“非地方”都反映了现代化和全球化快速发展下的地方特质的消失,代之以广泛标准化和同质化的空间、体验与服务。这种现象在世界城市尤其明显,尤其是准备和努力加入世界城市网络的城市,首先要为人口流动接入世界网络的交通通道提供火车站、机场和港口,以及服务于四处流动的人口的各种商业场所与模式,如星空联盟和星巴克咖啡。不过,地方并未因此完全臣服和消失,正如我们在上文提到的,同质化反而激发了本土文化的生命力和表达力,以强化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比如,在国际机场中,各种强调地方性的商品穿插在全球品牌中,甚至国家的大型博物馆也在其中设立展示和售卖的场所,试图共同创造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地点感的研究同样收获了20年的跨学科研究的成果,研究者没有取得一个统一的定义。从文化和遗产角度看,在学术文献中,地点感大致有两个用法,第一,使用地点感或场所精神(genius loci)来探索一系列用于共同定义某个特定地方的特征或地方性的特性;第二,该术语用于强调人们体验、使用和理解地点的方式,从而导致一系列概念子集,如“地方身份”“地方依恋”“地方的依存关系”“内部性/内在性”。从人文地理学角度,地方可以从两个层面考虑,一是“位置”(location),字面意义是指地球上的固定坐标;二是“在地/当地”(locale)、“在地性/地方性”(locality)与物质场景有关,人们在其中发展反映其社会关系的建筑或自然环境。[44]地点感则特指人们对地方的主观和情感依恋。人文地理学的重要作者段义孚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富于启发性的讨论。他认为,“地方是任何能够吸引我们注意力的稳定的物体。当我们看全景图时,我们的眼睛只停留在感兴趣的目标上。每一次停留都有足够的时间创造一个在我们视野中暂时显得突出的地方形象”[45]。他使用了“恋地情结”(topopholio),即人与地方之间存在的情感纽带,尤其是人与故乡之间关系[46],从人类历史的纵向发展和东西方的横向异同两个维度,探讨人的身体感知、态度、价值观和世界观如何结构了人与地/环境之间的关系。恋地情结既反映了个体在身体、性格、心理、性别、年龄、个人经验方面的差异,也是社会建构和地域文化差异的结果。他所讨论的地方或环境不限于稳定和持久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实践构造的地点,也包括各种不同的自然环境以及在快速变动的城市社会和时代下的产物,如工业城市、社区、加油站、汽车和与之对应的乡村和荒野。不过,与村庄所具有的明显视觉特征不同,城市的街区往往由相似的建筑物组成,并没有明显的边界。城市规划者时常因察觉到不同区域在物理和社会经济层面上的不同特征,而对城市空间进行划分和命名,但住在其中的居民未必可以意识到这些差异,因为他们的认知只是建立在日常的直接经验之上,限定在自己有限的生活范围里。因此,在城市中,地方的创造或地方意识的形成需要从具体事物和情感经验中抽象出风格与象征物。段义孚举例说,20世纪60年代,纽约西区格林威治村住着大量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他们的职业兴趣和创造兴趣以及技能和边缘性,使得他们能够形成整体的西区的概念,并唤起当地居民的共同体意识。但即便如此,一个地方的声誉可能更多地依赖于外部群体的宣传,而不是当地居民。格林威治村的波希米亚形象仍主要归功于外部媒体和房地产代理的宣传。[47]他总结说,如何令人们所眷恋的地方成为一个可见的地方,可以通过一系列方式,包括与其他地方竞争或发生冲突,在视觉上制造突出之处,以及利用艺术、建筑、典礼和仪式所产生的力量。通过引人注目的表现可以使人类的地方变得鲜明、真实,而通过使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的愿望、需要和功能性规律为人们所关注则可以实现对地方的认同。[48]社会人类学者对地点感的研究则是去揭示和把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地方,因此提出了“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的观点。这个视角是观察和阅读人们如何与他们的环境互动,并全面地参与整个社会生活的进程。景观的文化含义不是普遍的,而是属于某个特定的社会群体。[49]文化景观的意义以及它们如何被组织,是个人和团体定义自己的复杂过程的一部分。
但是,地方也不等于社区的概念,人们存在于本地和本地以外的社会网络,既有全球的地点感,也有特定某地的地点感。正如我们在“全球化与文化”一节中所讨论的,随着货物、人口、信息、知识和图像在全球范围更加频繁地流动与交换,需要舍弃理解文化和地方的二元逻辑。均质/异质、整合/瓦解、统一/多样性这类互斥的术语和概念只能在复杂的文化棱镜的一个面上发生作用。[50]詹姆斯·克利福德敦促人类学家反思传统的民族志方法。他指出,人类学一直假设一种简单的乡村与文化间的对应和协同关系,认为一个“村庄”可以代表“文化”的整体;因而“村庄”被置于一个真空的环境中,“文化”则围绕这个特定的空间展开,这样的假设和田野实践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集中又便利的方法。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方法显然已经过时,这种人类学意义上的、与一个特定地点相联系的文化在城市化和全球化加速度中已经发生变化。克利福德呼吁发展更加复杂的跨文化研究,以理解地方—全球的历史性相遇,要像关注扎根的和本土的文化那样,关注“旅行中”的文化和杂合的世界主义经验。[51]这个问题在城市个性和形象的研究方面更有意义,也更复杂,尤其是在大都市中。大都市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在处理全球化与地方化的文化与景观之间的关系。
在当代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中,地点感这一概念一方面植根于人们的主观体验(记忆、传统、历史、文化和社会),另一方面则受环境的客观和外部因素(景观、气味、声音)影响,产生使用者对一个地方的各种联系。因此,地点感是一种情感和对人类环境的依恋的复杂概念,它因人们对地点的采用和使用而产生。这意味着地点感不是预先确定的现象,而是由人与地方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弗里茨·斯蒂尔(Fritz Steele)指出,人与地点之间的互动交流是由各种身体和社会参数的组合构成的,它既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包括认知、感知和行为层面,也是物理概念,涉及环境的大小、比例、多样性、纹理、装饰、颜色、气味、噪声、温度。[52]此外,身份、历史、娱乐、神秘、愉快、奇妙、安全、活力和记忆力也对人们与地方交流的方式产生影响。伊朗的几位研究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创造一个地方或地点感的模型。人们对地方的感受是情感维度的标志,他们对地方的信念塑造了认知维度,他们在场所中的功能是场所行为维度的象征。因此,场所的形式、功能和意义等创造要素对应于认知、行为和情感维度。[53]
同一时期,对地方的研究也吸引了营销和传播领域的专家和机构。由于地方政府急于洗刷和改变工业城市的面貌,以美丽独特的形象吸引外资,适应后工业经济的需要,在城市更新战略中往往引入广告和公关人员。1988年,英国城市格拉斯哥公共关系负责人哈里·戴蒙德(Harry Diamond)就表示:“不到二十年前,大部分外来者把格拉斯哥视为苏格兰短裙。”这座城市曾有肮脏、阴冷和暴力的坏名声,失业率和犯罪率都很高。这实际上就是“形象问题”,这种形象被认为会阻止游客和外部投资,并使人们和工作机会都远离城市。因此,他们成立了由企业和城市理事会领导人组成的企业组织“格拉斯哥行动”(Glasgow Action)来纠正这一问题。“格拉斯哥行动”将改善格拉斯哥形象作为城市发展的战略核心,否则城市就无法成为新经济的商业中心和游客目的地。在一系列大型市场和公共关系活动的推动下,格拉斯哥当选1990年的“欧洲文化之都”,一改往日“穷山恶水”与“剃刀帮”的刻板印象,变成了“文化麦加”。[54]之后,这个城市作为“文化之都”和“创意城市”的范例,其模式被不断地研究和复制。
咨询公司、市场营销和广告代理被纳入城市治理和规划工作,将城市作为一个产品和品牌来运营,试图改善和塑造外来者对城市的感受和印象。诸如地点/国家营销、城市营销、城市品牌等概念也被发明出来。营销学的观点认为,地点是产品,其身份与价值必须要设计和销售。[55]根据格雷戈里·阿什沃思(Gregory Ashworth)的说法,城市或地方品牌的目标之一是发现或创造独特性,从而使城市与其他城市区分开来。[56]城市品牌化通常被认为是与“企业家式的城市/创业型城市”崛起有关的一种现象,配合在城市治理中积极寻求经济增长的战略,推动了城市的特权化,因而也遭到批判和反思。世界城市的激烈竞争导致营销和促销策略的相似化,成功的模式被作为通用的手段,造成城市形象的重复。研究者批评说,尽管打算为一个地方打造与众不同的形象,但是没有一个真实的地点感可能出自广告文案之手,唯有包装与内容统一,才有可能。[57]这些观点指出了广告和营销专业人员进入城市更新战略后,通常使用表面化的和简单化的策略,为城市设计一个新的标识、标语和一系列图像再现,然后通过各种大众媒体进行广泛传播,再配合地标建筑和国际性的大型活动。但是这些视觉内容及符号与当地的自然、文化、艺术和历史遗产仅仅建立起简单和线性的叙事关系,甚至是完全脱节的。这不仅不会创造出外来者喜欢和寻找的积极形象,还可能因不真实阻止他们行动。另外,这些光鲜的影像、图像以及叙事必然会刻意隐藏当地的诸多社会问题和弱势群体的声音。米里亚姆·格林伯格(Miriam Greenberg)研究20世纪70年代著名的“我爱纽约”()(见图7-5)营销战略时指出,由于20世纪60—70年代,纽约的传媒业和营销业的增长,创造了私人领域大约12%的就业岗位,使纽约成为世界的媒体之都。设计已经成为全球城市旅游目的地非常流行的标语和视觉传达的模板,并被赋予不同的地方形象特质(见图7-6)。胡安·米罗(Juan Mirò)是出生于巴塞罗那的西班牙著名艺术家,他的抽象艺术具有鲜明的个性,易于识别。自20世纪60年代末期,他参与了一系列巴塞罗那的城市设计,包括为巴塞罗那的新机场航站楼设计壁画等系列作品,欢迎通过陆路、海路和空中抵达的旅客。他还为巴塞罗那三条重要的街头步道设计图案以及城市标识。“我爱巴塞罗那”(“I LOVE BARCELONA”)的设计使用的手写体和三种基础色彩都带有米罗风格(见图7-7)。这也反映了全球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寻求在标准化的形式中发展个性。
图7-5 “我爱纽约”标识设计
图7-6 用于T恤衫上的“我爱巴黎”标识设计
图7-7 “我爱巴塞罗那”标识设计
但是媒介内容的增长是一把双刃剑,传媒业既在全国和全球范围内改变了纽约的形象,也造成了“图像的恶性循环”。为了吸引游客和商务旅客,必须持续塑造纽约的积极形象,这变得比回应社会现实问题、获得城市工人和居民的认可更为重要。尤其是传媒、金融、保险和房地产这些通过形象增值获利的行业和新兴阶层,通过不同手段以求控制当地由媒体、营销和旅游业形成的体制矩阵。他们组成一个联盟,并向城市和州政府施压,迫使他们加入和支持。最终,“这些努力构建了一个单一的、霸权的、乌托邦式的城市形象,作为中产阶级消费、玩耍、生活和投资的安全场所。这样,他们就会在视觉上抹去纽约的许多其他现实,并将让纽约市在与之对立的城市再现之间展开一场新的象征性战斗”[58]。
米哈利斯·卡瓦拉齐斯(Mihalis Kavaratzis)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城市营销研究的文献,反映了城市营销实践的三个阶段,从单一地将城市作为商品售卖,只做经济的算计,到将城市品牌作为一种更为宽泛的、复杂的城市发展议程。第一阶段,追逐烟囱,售卖城市。城市通过相对低的人力成本、补贴和使用闲置土地等方式吸引其他地方的工业和制造业落户,达成增加地方就业的单一目标。第二阶段,继续吸引外来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政府治理的企业化倾向明显,改善基础设施,公私合作,尤其是通过大量广告和营销活动改善和提升地方形象,以生活质量吸引投资和游客。第三阶段,21世纪初以来,伴随快速增长的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超越单一的营销和广告活动,进行城市更新和城市品牌塑造,建立和管理人们与城市的情感和心理联系。[59]卡瓦拉齐斯援引了人文地理学者的观点,在人与环境关系的视角下发展塑造城市品牌的方法与思路。刘易斯·霍洛威(Lewis Holloway)和菲尔·哈伯德(Phil Hubbard)认为,关于环境的知识是通过我们与地方之间的互动,以及在不同地方之间的移动而获得的。这些互动可能是第一手的(经验),例如,从一个物理上包围我们的地方获取信息,或者是间接的,我们通过媒体再现、地图、视频等途径非亲身地去体验一个地方。重要的是,这些信息通过认知的心理过程来处理,形成稳定且可学习的地方的图像,这构成我们与环境日常互动的基础。我们的头脑中携带了心智表征或地点图像,即所谓的“心智地图”(mental maps)。这些心智地图以一种对人们有益的方式,一种人们与环境的关系的方式,总结了每个人对他们周遭环境的认知。因此,这些地图将是局部的(覆盖某些区域,而不是其他区域)、简化的(包括一些环境信息,而不是全部)和变形的(基于个人的主观环境,而不是客观环境)。[60]城市品牌可以理解为以塑造人们的观念和形象为中心,并将其置于旨在塑造城市及其未来的精心策划的各种活动的核心。管理城市品牌成为一种尝试,以有利于城市状况、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的方式影响和对待那些心理地图。品牌建设应被视为一个连续的过程,与所有营销工作和整个(城市)规划活动相联系。研究者赞同和呼吁一种文化社会学意义上的城市品牌观念,经济目标不应是唯一的追求,“品牌不仅是(市场)差异化的来源,而且还是(身份)识别、连续性和集体性的来源”[61]。乌尔里希·埃尔曼(Ulrich Ermann)等作者也提出将多种地理和历史的因素交织在地点的品牌塑造中,这个过程由不同的产品和地理形式组成,包括食品、城市、国家、度假胜地、购物中心、邮票、舞蹈和其他元素,这些元素都可以在品牌化过程中被使用和调动。还有一些通常被认为与品牌无关的社会文化习俗和事件也可以被理解为营销工具,用于提高该地点的知名度和吸引力。[62]
意大利学者阿尔贝托·瓦诺洛(Alberto Vanolo)基于现代城市经验的幻象和幽灵的隐喻,对城市品牌塑造提出了批判性观点。他认为城市品牌是一场“幽灵般的游戏”(ghostly play),需要管理各种可见和不可见的以及介于两者间的城市因素、景观和主题;城市品牌是众多参与者联合生产的一个复杂的结果,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政策的结果。尤其是随着数字技术的创新,用户生成内容的增长,地点品牌进一步成为社会化的结果。由普通人生产的话语和图像交织在一起,这也令城市“幽灵”负面或阴暗的一面可能暴露出来,品牌管理者需要去交流、思考、塑造和影响这些情感、趣味、欲望和梦想。[63]魏斯-苏塞克斯(Godela Weiss-Sussex)与佛朗哥·比安奇尼共同编辑的《欧洲城市心智景观》(Urban Mindscapes of Europe)一书,收集和出版了来自城市文化、城市社会学、文化和媒介、视觉艺术、表演艺术和建筑、文学和流行文化等交叉领域的作者围绕“城市心智景观”(urban mindscape)和“虚构城市”(urban imaginary)两个概念,以及它们在整个城市政策,尤其是在城市营销和旅游业推广中的应用方面的论文。[64]“城市心智景观”是思考城市的一种结构,是存在于城市的物理景观与人们对景观的视觉和文化感知之间的某种事物。“虚构城市”则是将城市作为想象的环境。这两个概念的共性在于,它们都是关于城市的头脑的构建,主要由媒介和文化再现的意义和记忆组成。两者的差异在于,后者更强调潜意识的欲望、幻想和想象,前者则暗示了城市感知过程总视觉的主导地位,“城市心智景观”表现为城市的图像库或档案库,由城市的局部和外部图像构成,相关作者给出以下主要形式[65]:
(1)媒体报道;(www.xing528.com)
(2)刻板印象、笑话和“惯常看法”;
(3)音乐、文学、电影、视觉艺术和其他类型的文化生产中再现的城市;
(4)神话和传奇;
(5)旅游指南;
(6)各种城市营销和旅游促销资料;
(7)通过调查和焦点小组取得的居民、城市使用者和局外人的观点;
(8)“环境敏感”群体(如骑自行车的人和城市漫步者)或“红颜知己”和“八卦爱好者”(如美发师和出租车司机)的特殊知识;
(9)城市标志和纪念品,包括“宗教、公民仪式和庆典”;
(10)作为集体记忆把关人的制度化的过滤器,包括当地历史博物馆和已出版的城市史;
(11)不同个体和社会群体的空间实践。
由于当代文化经济的视觉性和展示性特征,我们还可以将“可参观性”的日常生活也列入其中。当然,它们往往已经以图片和展品的形式出现在旅游促销资料、明信片和博物馆中,同时,它们也作为“民族志式的表演”出现在文化遗产中心、旅游演出和购物街上,或者作为某个社会群体的空间实践出现在城市的不同地方。另外,如我们上文中谈到的观点,由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支持的用户生产的内容和图像也应列入档案库。这种将城市作为由文化编码的空间的观点以及图像档案库的构成为城市文化规划、地点营造、城市营销与品牌塑造的实践提供了思考方法和形象来源。对研究者而言,重点不在于补充和扩展图像库,而是发现这些组成之间的关系和图像生产主体间的关系。如今,城市形象和城市品牌的塑造过程不可能由单一的参与者或生产者创造和决定,如政府规划、广告策划与创意。很多参与者甚至不是有意识地、怀有共同目的地进行城市形象的记录和再现,并追求其中的经济目标。城市中的各种文化和创意产业有各自的运行轨迹,但是这些内容和图像以及各种视觉密集型的象征性空间(不仅是历史博物馆,还有不同历史时期,存在审美特征差异的建筑和遗产地)会围绕一座城市形成互文的关系,共同强化人们的印象或想象。当然有的时候,它们也会彼此冲突,因而会为观众提供充满矛盾但具有多面性的印象。另外,与促销和广告轰炸形成的高效和短期印象不同,这种印象和想象的积累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可能更为稳固,最终成为一种“惯常看法”。
正是由于研究者将城市看作一个文化实体,并对城市与人之间的关系持复杂的观点,近年来,对城市营销的思考和实践也放弃了一般性的和公式化的方法。
将地点描述为城市产品的危险不仅在于其商品化,还在于将城市分解为一系列吸引人的属性……这个过程倾向于避免甚至排除不同人群在同一环境中可能拥有的多种解读。它促进了一种精神分裂症式的态度,将城市作为一系列离散且可识别的片段的集合,每个片段都是一个公式化的形象,而不是具有多重含义的多层次的身份。[66]
另外,如果政府治理继续保持企业化,并仍将城市作为一个文化品牌持续运营,必然会面临所有当代企业面临的问题,就是为长期保持品牌的知名度和对受众的吸引力而不断投入大量资金,为之生产创意故事,最后在旅游市场售卖城市目的地以赚取收入。在现实中,对政府而言,这些项目都具有很高的风险,也很难实现。比安奇尼在《欧洲城市心智景观》一书的最后采访了英国著名的城市品牌和营销的实践者保罗·布鲁克斯(Paul Brookes)。他曾负责布拉德福德(Bradford)竞标“欧洲文化之都”的准备工作和莱斯特(Leicester)的城市更新项目。他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就遇到过赞助人退出、资金短缺等问题,以至于更新项目被重新评估或终止。[67]对于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比安奇尼等作者一致认为,“这只有在城市政策成为有创意的过程而不是机械的、程式化的过程时才可能发生,因此,应该通过具有不同技能和知识类型的人们之间的协作,使其更具整体性、跨学科性和横向性。这种项目合作不仅涉及建筑师、规划师、工程师、经济发展专家、地方营销人员以及旅游和文化发展官员,还将涉及城市心智景观与想象的专家,包括城市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符号学家、心理学家和艺术家”[68]。这与其说是为城市营销和品牌塑造而建立一个专门的跨学科团队,不如说是以一种文化和创意生态的视角,系统化地考虑和处理地点生产及地点形象塑造与广泛存在的文化、创意活动,以及相关的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建立一个更广泛的联盟,收集不同生产者提供的更广泛的图像、信息和声音,并有效地整合和利用它们。罗尔夫·林德纳(Rolf Lindner)借用心理学格式塔理论(gestalt theory)指出,城市形象是一个合成物,由各种各样的叙事、图像和文本共同反映和延续。城市形象的统一是因为众声汇聚,围绕着一个或多个基本主题,最终导致了一个刻板印象和牢固树立的形象,这个整体必然在部分中得以揭示。[69]
在文化经济语境下,无论是制造业产品,还是各个门类的文化产业的生产,乃至整个城市环境都具有文化再现的能力,表达象征意义。城市营销和促销活动确实不应该被作为独立和新增的部门,因为对城市的表达和对城市形象的塑造及传播一直存在,在受众和消费者的头脑中不断建立和强化这个形象,且不断发生着变化。在有关文化及创意产业门类和特点的讨论中,我们已经说明,文化产业如同广告业,而广告业也越来越像其他文化产业,它们在不断创造内容与活动的过程中也展示了企业乃至城市和国家的形象。“酷日本”的立国战略是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个很好的例证。我们在文化政策和全球文化产业的相关章节中介绍了日本政府发起和支持的多主体的联合行动,这一行动响应了由多种声音与图像重新构造起来的以流行文化为主导的目的地形象。日本对新的文化战略的命名或者说对日本的“另一副面孔”的表述和阐释来自海外媒体报道中纷纷使用的“酷日本”的标题,在更大程度上是依托了已经国际化并形成全球影响力的动画、漫画、游戏和电子产品等产业。这些内容和形象进而与旅游业追逐地点的目标相协调,成为旅游产品的软性广告和消费者的情结与动机。日本创意产业促进办公室和旅游业推广部门共同出版了《日本动画旅游指南》(Japan Anime Tourism Guide)和地图。[70]他们将以漫画和动画内容为推动力的旅游活动命名为“动漫朝圣”(anime pilgrimage),全球粉丝因熟悉和喜爱的内容而到访这些故事发生的城镇和场景。[71]如同其他全球大都市,东京也聚集了最多的文化产品生产和消费活动。根据日本贸易振兴会2005年的报告,全日本大约有430家动画企业,其中60%以上在东京。东京还形成了围绕动漫、游戏、电子产品和时尚消费的各种空间,经常聚集起时髦又有个性的年轻人,如秋叶原的电器大街,以及作为各种青年亚文化展现区域的涩谷。随着新的艺术和创意活动发展,更多的文化再现和叙事出现并累加,强化和改变着人们对城市的感知与印象。归根结底,城市品牌和国家形象,以及改变和重建人们对一个地方的感知,都是系统性工程,不能依靠短时间的、对物理环境的改造和设计,或单一的宣传片和单一主体的力量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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