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跨国公司崛起，新国际劳动分工与超国家的经济出现，各个层面的跨国关系加强。全球化的一个方面是人口作为游客的流动性前所未有地增强，资本的流动性也会增加。而城市作为人口/游客与资本的目的地，如何才能两者兼得？城市的全球竞争也就是对新资本主义秩序的指挥权和控制权的竞争，这开启了彼得·霍尔（Peter Hall）、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和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等作者有关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形成研究的新时代。萨森分析认为，超流动资本的安置确保了生产活动的集中，而生产活动的集中又必须从某个地点进行监管。这些国际企业网络的指挥中心和控制中心就成为他们所说的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如纽约、东京和伦敦。诸如对外国投资、跨国公司和生产活动在全球范围的相互依存性就是我们在“全球化与文化产业”一章中谈及的新国际劳动分工，这些新的经济关系影响了各种迁移流动——从第三世界国家到第一世界国家，以及发达国家内部——进而产生了一个国际网络，一些城市构成这个网络上的结点，也就是控制和影响流动的命令中心。
早在1966年，霍尔在《世界城市》一书中从多重角色的角度界定了一些全球城市的职能，它们是国家和国际政治权力中心；国家和国际贸易中心，作为转口处以及银行、保险和相关金融服务中心；学习中心，将科学知识应用于技术；通过出版和大众媒体收集和传播信息中心；炫耀性消费中心，无论是为少数人生产的奢侈品，还是为大多数人生产的大众产品。这样的全球城市大厅是政府、资本和文化的中心。[10]萨森认为，第一，全球城市是世界经济新组织中高度集中的指挥点；第二，它是金融和专业服务公司的重要基地，取代制造业成为主导经济部门；第三，它是这些主导产业的生产基地，包括创新产品的生产基地；第四，它是产品和创新产品的市场。[11]
1982年，弗里德曼第一个提出存在一个全球城市的等级制度，之后又不断修订他的模型。他认为，全球城市的系统是一种空间结构（spatial articulations），由“全球金融节点”（global financial articulations），如伦敦、纽约和东京；“跨国节点”（multinational articulations），如迈阿密、洛杉矶、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和新加坡；“重要的国家节点”（important national articulations），如巴黎、马德里、墨西哥城、圣保罗、米兰、首尔和悉尼等组成。[12]这些城市都是经济和社会互动频繁的大型城市化空间，并且，全球城市可以大致按照它们所掌握的经济实力进行等级排列。同样，萨森认为，空间分散和全球一体化的结合为主要城市创造了新的战略。由于全球经济的生产和交换的需要，一个世界性市场需要专门的管理。此外，由于私有化和放松管制，一系列活动集中在公司，而数字化意味着领先行业需要大型国际商务中心的最先进基础设施。那么，随着全球生产分散，服务业便日益集中在相对较少的贸易城市——全球城市（20世纪80年代为伦敦、纽约、东京，之后加入了法兰克福和巴黎的五大城市）和约20个第二批城市，这些城市都是金融服务中心和主要生产公司的总部。[13]全球城市的假说认为在核心节点城市基础上，生成3个子系统，一是以东京为中心的亚洲子系统；二是以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为核心城市的美国子系统；三是以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为中心的西欧子系统。这些城市也更可能是世界主要大国政府的所在地。专门从事全球化和全球城市网络研究的机构GaWC（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Study Group and Network，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小组与网络）指出，目前有150多个紧密相连的全球城市，其中约有1/3位于中国、印度、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这反映了自1986年以来全球经济地理格局的重大变化。[14]乔纳森·V.比弗斯托克（Jonathan V.Beaverstock）等作者则试图打破对全球城市的同质性的定义和描述。他们认为，城市在全球“流动空间”中是多方面的，全球城市网络化是一个充满复杂性的过程，而不是传统和静态的城市等级网络。一个城市之所以成为全球城市，不是因为它的属性或它的功能，而是因为参与者（公司、产业部门、城市和州）如何在这个关键的危急时刻维护和改造全球城市网络。[15]这一视角也反映了当下在全球化过程中不断增多的全球城市名单，各个城市的现实状况和资源条件都存在差异，它们应对全球化的竞争的手段因此存在不同。
“世界城市”和“全球城市”的概念在关于全球化的学术著作中已经被广泛接受和引用。虽然存在很多争议，比如，有学者认为这个范式仍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自上而下的框架，但是全球城市及其结构在城市和区域规划以及政府治理中却被视作一个蓝图、生产模式和积极追求的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城市的网络和等级制在发生变化，充满竞争又富于活力，许多新的城市加入其中，或者正在为之而努力。理查德·蔡尔德·希尔（Richard Child Hill）等指出，全球城市理论已成为全球城市意识形态。粗略浏览当今任何主要城市的政策文件和总体规划都将表明，利用全球化的优势，提高国际竞争力，成为国际枢纽、门户、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等，构成了城市和国家的关注点和议程。[16](www.xing528.com)
霍尔在讨论政府角色时总结说，有关欧洲和亚洲城市的研究表明，为了提升其城市作为区域性或全球性战略要地方面的作用，政府的角色和功能已经远远超出了放松管制和经济自由化的范围。不同国家/地区采取了一系列复杂的做法，比如，将中央国家的责任和权力向下调整到地方政府，或者相反，压倒地方政府的自治和权力；建立公私伙伴关系；形成和传播全球城市话语以及企业家精神和竞争话语；建立最先进的运输和通信系统；建造大型和地标性项目，将其城市重组为“空间积累”（spaces of accumulation）以吸引外国投资和专业知识；从事“企业外交”（entrepreneurial diplomacy）促进本土资本家的跨国化；促进文化政治，在本地和全球范围内树立与这种全球视野相适应的新形象和身份。不仅是国家行动者（地方政府和国家政府）推动其城市的全球化战略，从商界精英到知识分子，从中产阶级到高级专业人员，各种各样的社会参与者都在设计和支持全球城市项目，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还会互相竞争。大卫·哈维认为，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城市管理主义被企业家精神取代，这些“创业型城市”（entrepreneurial city）的崛起意味着城市间的竞争在多方面展开和加剧，一是在国际劳动分工中竞争职位；二是竞争消费中心的地位；三是竞争控制和指挥职能；四是对政府再分配的竞争。[17]
20世纪70年代中期，制造业崩溃加剧城市间的竞争；流动的投资和游客，再加上全球城市或世界城市的竞争和建设议程，使得城市治理的方式发生改变。约翰·汉尼根在分析这种变化时指出，20世纪80年代末和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去工业化、税基下降和公共支出下降三重问题，欧洲和北美城市发生了财政危机，曾经盛行的大众工业文化也在衰退。与此同时，我们目睹了围绕私有化和去管制观念出现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随之兴起的是由无休止的视觉图像及神话包装和展示的新兴城市生活方式。这些力量共同激发了当地经济发展的企业家风范。在这种情况下，规划者和政客将形象推广作为工作中心。[18]不过，市场（满足投资者、目标客户和消费者）与实现公共（居民）利益之间可能存在冲突。比如，美化城市和增加公共交通设施对两个群体都有益，但是扩大旅游者的空间和他们的消费要求就可能引发当地生活成本的提高，当地居民甚至被迫离开城市中心区。针对这样的城市治理方式的变化，汉尼根是少数承认代理可能性的作者。他认为，地方当局和社区成员应该主张某种控制，并从这种制造城市奇观的倾向中获得真正的利益。城市决策者需要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他们需要成为私营部门的全面合作伙伴，而不是那些有缺陷的、成本高昂的发展协议的请求者。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必须能够承认和包容社区中的文化多样性，而不是倾向于一种通用的发展模式。通用模式注定只能在少数旅游资源丰富的城市取得成功。[19]
都市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在政治议程和学术研究两条线索上并进发展，并通过国际顾问和主要思想家不断向世界广泛推广。比如，查尔斯·兰德利、佛朗哥·比安奇尼和理查德·佛罗里达等作者，积极为城市和地区提供现状分析和解决方案。一个是称为“创意城市”的战略，一个是“文化之都”或称“文化规划”，它们的共同之处是通过动员创意艺术，令城市起死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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