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际文化劳动分工的探讨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发展世界体系理论时讨论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通过整合地理上广泛分布的生产过程而构建的，即建立一种单一的“劳动分工”。但是，这种分工得以发展的政治框架不是世界帝国的政治框架，而是国家间制度的政治框架。他认为，这一体系的产生及发展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有关，要不断地发展就有必要扩大整个系统的地理边界，从而产生新的生产场所来参与其分工。400多年的连续扩展已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主要位于欧洲的系统转变为覆盖全球的系统。这样一个有意识地合并的过程，利用了多种军事、政治和经济压力，以及地理扩张中涉及的区域中的政治阻力。每个相继合并的区域的人口也都面临同样的文化问题，即是应该将这个过程看作从本地和传统“文化”向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文化”的转变，还是在压力下放弃其本土“文化”而采用西方帝国主义的一个或多个大国的文化。^[28]

20世纪70年代，伴随跨国企业的扩张与增长，以及发达经济体的去工业化转型，理论家尤其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作者意识到，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正在重组，古典的分工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由新国际劳动分工（new internatinal division of labour）替代。两极化的世界经济由一个工业化的“核心”与一个从属性的“外围”组成，后者仅限于供应原材料和农作物的角色。在新的生产地理重组中，第三世界国家为跨国公司提供了数量巨大、廉价且守纪律的劳动力储备。再加上通信和运输手段的技术进步，生产过程越来越分散，随之而来的是半熟练和非熟练任务的简化，最终导致在第三世界建立以出口为导向的世界工厂的趋势，而第一世界朝向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转型，却无法吸纳由生产结构变化导致的失业人口。^[29]

新国际劳动分工被认为对少数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能力的增长至关重要，世界银行建议发展中国家要参与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在国际生产的分散中获取收益，争取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为此，各国必须制定正确的贸易和投资政策。^[30]这反过来又在西方国家内部产生了进口竞争，并导致技术重组、缩小规模并放弃工业工厂。西蒙·阿诺德（Simon Anholt）在有关全球企业和品牌的研究中提出一个全球价值流动（global value flows）的概念，从生产和消费两端讨论了不同国家的角色。^[31]他指出，在新国际劳动分工中，发达国家主要从事投资、产品研发、设计、品牌管理和销售渠道管理这些附加值最高的工作，同时，这些国家还为全球经济贡献了大量消费者；发展中国家则提供熟练和半熟练的廉价劳动力及新成长起来的消费者；低收入国家则从事原材料供应和部分消费。由此，全球范围的国家和地区就围绕着投资、研发、生产和消费的链条形成了资本和价值的往复流动。全球范围内的产品往往首先在发达国家根据先进的技术能力和他们的消费需求来投资和研发。一旦技术形成，新产品即交由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国家生产，然后再输回富有的国家市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资本与价值流动也变得更加复杂。为了更好地适应和满足不断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中产阶层消费者的品味和行为，全球化企业往往在世界范围设置多个研发中心；企业的产权结构也在跨国并购中不再单一。

新国际劳动分工从广泛的制造业开始，随后被电子等高新技术产业复制，从它们的创建中心，如美国西海岸和日本，转移到附近的欠发达地区进行制造和组装，如今，知识经济的组织结构也发生转移，创造性工作在全球地理空间中被重构。马塞尔·霍根鲍姆（Marcel Hoogenboom）等作者指出，知识社会见证了对文化知识增长的需要，它是社会和技术知识以外的第三类技能。文化知识是指有关与自身身份不同的身份的知识，这些知识有两个来源，一是以自反性为特征的当代社会；二是全球化和跨文化交往中需要的其他文化的知识。他们根据知识社会所需要的技能定义和区分了三个狭义层面的知识社会：技术—文化的知识社会（techno-cultural knowledge society）、社会—文化的知识社会（socio-cultural knowledge society）和技术—社会的知识社会（techno-social knowledge society）（见表6-2），并对不同社会形态下的生产方式和工人，尤其是低技能工人的命运提出批判性意见。这些作者认为，国际劳动分工的概念在各个类型的知识社会中的工作组织不尽相同，比如，技术—文化的知识社会存在着资本密集型和灵活组织，同时又有高度的技术分工；而社会—文化的知识社会（也可以称为服务社会，主要生产文化产品）不以有形产品生产为核心，而是集中了形象、情感和传播渠道。这些工作几乎不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知识往往是在小型和临时的“组织”中，或在社会网络中产生和使用，并重新整合了工业时代分裂出来的某些高技能的业务职能。并且，其中很大一部分劳动力甚至不在组织中工作，而是以自雇的方式生产。但是，技术—社会的知识社会的工作特点是走向极端程度的技术分工。后泰勒主义式的技术开发是为了以更快、更便宜的方式生产。这最终导致工人的去技能化和异化。^[32] (www.xing528.com)

表6-2　知识社会和工作组织的类型

随着新兴工业国家承担起制造加工工作，在发达工业化国家，服务业、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成为经济的核心部门。放松管制和制造业劳动力成本问题，也引导和迫使资本转向传媒和娱乐业，伴随跨国企业和品牌的地理扩张，由广告等传媒业构成的文化贸易和商业服务也进入全球化过程。自20世纪80年代末，托比·米勒关注到文化领域同样存在新国际劳动分工（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cultural labor）^[33]。一方面，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工人也从事文化制造业，组装大量用于意义表达的机器，如复印机、打印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电话，他们成为文化工作的隐形背景。另一方面，自1940年底开始，好莱坞的标准化和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开始解体，大制片厂生产模式和工作人员的传统雇用及从属关系转向围绕小型公司的非正式的短期工作模式。在不同阶段涉及少量或大量的不同的人手，有时一起工作，有时则是半自主性的。如今，好莱坞的劳动力居于一个由分包商和个人组成的全球网络中，通过工会、雇主协会、教育和国家进行协调。许多国家政府基于各种原因参与其中，通过文化政策和产业内部的组织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层面上为好莱坞电影生产提供资金和支持。米勒等作者认为，更为显著的是，由美国发端的视听媒介产业的全球化，已经结构性地将生产过程中的“手工活动”——也就是把电视和电影节目作为物质的人工制品——从“智力活动”或者思想、概念、类型和规划格式中区别开来，并在全球范围为此寻求最低的劳动成本和其他成本，与此同时，与新的生产概念相联结的知识产权的产生和所有权（智力活动）则高度集中在美国。^[34]主要的好莱坞公司把世界范围的视听产品生产构建为三个地带，一是作为全球中心的美国，集中了知识、经济和决策；二是半外围的中间国家（主要说英语），包括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利用外汇汇率的成本优势来转移生产；三是世界其余国家，这些国家完全从属于中心国，并且投机性地被用来进行一次性生产。^[35]鉴于此，我们特别关注一下传媒业的全球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