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不承认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布尔迪厄的理论显然带有马克思主义的印记。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个时代中都占统治地位，一个阶级在社会的物质力量上占统治地位，他们也会在思想力量上占统治地位。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或者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他们的意识。布尔迪厄则扩展了马克思的基本观点，肯定了文化领域的自主性，认为其不是彻底为经济所制约；但是文化生产者宣称的文化自主和中立并非全部事实。他将文化也看作一种“资本”，与经济资本一样也可以换取社会权力，并且以符号分类的方式表达了社会等级，参与了社会结构的再生产。
简单地说，文化资本是知识的一种形式，是一种解码艺术品或解码文化关系的才能。布尔迪厄指出，文化资本是社会不平等的主要根源，某些形式的文化资本比其他形式更有价值，并且可以像收入或财富一样帮助或阻碍一个人的社会流动。文化资本存在三种形式：实体化的、客观化的和制度化的。文化资本的实体化是指个体要掌握解码和创造艺术的能力，必须通过个体亲身反复练习才能取得。这一形式的文化资本不可能通过授予或转让来获取。客观状态的文化资本是指艺术和文化的具体成果，比如一幅画和一部电影，这种客观化的形式是物质形式的或以物质为载体，因此是可以传递和继承的。文化资本的制度化形式是指那些可以象征主体文化能力和权威的证书或资格，例如学位证书或专业头衔。个体可以通过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在市场中实现经济资本交换。布尔迪厄认为，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以及整个社会结构间存在着隐秘的交换。经济资本富足的家庭（统治阶级）有能力为后代购买时间用以积累文化资本；或者通过放弃培养生存技能的时间，并克服物质欲望来实现。后一种方式主要出现在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群体内，因为在这样的家庭，文化资本更为富足。而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作为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同样匮乏的群体，其后代的文化能力的培养有赖于学校教育而不是家庭，因此受到极大限制。
惯习（habitus）可以简单地定义为行为的主导模式，存在于语言、非词语的交往、品味以及价值、知觉、推理模式等方面。与个人习惯不同，布尔迪厄强调，惯习具有历史性和阶级性，是社会化的主体性。它也不是天生的能力，而是“一种被结构的结构”，来自家庭以及与自己相当的群体，具有阶级特殊性的社会化经验。“人类行为并不是对直接刺激的瞬间反应，个体对另一个体哪怕是最微小的反应，也是在这些人及其关系的整个历史中孕育而生的。”[37](www.xing528.com)
布尔迪厄将资本与惯习的互动放置在他称之为场域的空间里。他将场域描绘为一个网络空间，这个网络空间由各种位置以及这些位置所代表的资本和权力的总量构造而成。这些位置的差异决定了行动者的统治与服从以及社会中的同源关系。对权力或资本的占有，也意味着对这个场域的特殊利润的控制。布尔迪厄对场域进行划分，在各种资本和权力关系中揭示和描述文化生产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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