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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文化与象征革命:艺术、文化与城市

时间:2023-07-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20世纪60年代,以年轻人为核心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就是一场象征性革命,以不同于主导性的成人世界的服饰、音乐、身体改造等方式来实施,而这些自我表达的实践又是在消费主义的环境中酝酿的。无论是作为消费场所的城市,还是各种文化商品和广告宣传的重要性都越来越高。然而,这种自我实现被无休止地推迟了,因为消费行为所承诺的好处,包括魅力、幸福、性能力,是那些已经脱离了物质对象的商品。

消费文化与象征革命:艺术、文化与城市

20世纪70年代后,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普遍意识到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一种文化的转向。约翰·厄里(John Urry)认为这种文化转向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们产生的场所感不再是既定的,而是由文化结构的;二是这种文化转向的经济基础。[43]拉什和厄里较早地将这种在经济上的文化转向定义为符号经济和信息经济,也就是围绕认知内容(知识和信息)和具有审美内容的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后者体现为具有美学内容的产品日益增加,比如,流行音乐电影、杂志、休闲等文化产业兴起,也体现为物质客体在生产、流通及消费过程中的审美化,商品被赋予更多的符号价值,这主要体现在服装、鞋类、家具汽车设计和电子产品领域[44]经济学家则将之称作“文化经济”或“文化资本主义”,即一种以文化生产与消费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一种拥有新标准、符号和感觉,以城市为主要生产场所的新经济[45]这一变化导致许多研究关注所谓的文化产业,其中对文化的讨论也不再局限于高雅文化,还包括旅游、休闲、传媒和娱乐业,甚至扩展到整个生活领域,以及亚文化和边缘文化。文化产业已成为工业化城市经济和文化转型的关键

在新经济中,消费不再作为对生产一端的反馈,而成为社会再生产的核心;这不仅表现为文化商品不断增加,成为新的消费对象,还指大多数文化活动和表意实践以消费为中介,越来越多地由物质和使用价值的消费变成符号和形象的消费。[46]市场碎裂成一个个利基或亚文化市场,商品的符号化为消费者提供了最基本的表意工具和方法。20世纪60年代,以年轻人为核心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就是一场象征性革命,以不同于主导性的成人世界的服饰、音乐、身体改造等方式来实施,而这些自我表达的实践又是在消费主义的环境中酝酿的。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社会消费的民主化趋势更加明显,这与不断增加的闲暇时间有关。在不断扩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休闲时间被各种商品填充,休闲活动与消费保持一致。费瑟斯通这样评价休闲时间—活动—资本之间的逻辑与明显的联系:

如果有可能主张“资本逻辑”的运作源自生产,那么也可以主张存在一种“消费逻辑”,该逻辑指向使用商品划定社会关系的社会结构方式。说到商品的消费,当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包括日常维护活动和休闲活动)是以购买商品为中介时,立即隐藏了消费或购买商品的广泛范围。[47]

闲暇时间与消费的广泛增长伴随向“服务经济”的转型,尤其是工业化城市的中心区域,文化经济和服务经济逐渐占据了原先的制造业生产空间,将城市重组为服务于游客和当地居民的消费中心。厄里在《消费场所》一书中指出,越来越多的场所被营造出来,用于商品与服务的比较、评估和使用;同时,这些场所,尤其是从视觉层面,也被消费了。从字面意义上讲,这里的消费是指人们对这些场所(行业、历史、建筑物、文学和环境)的意义的使用和消耗。[48](www.xing528.com)

同一时期,城市环境和日常生活中充斥着图像。在历史上的任何社会形态中,视觉信息从未如此密集。无论是作为消费场所的城市,还是各种文化商品和广告宣传的重要性都越来越高。视觉文化研究者约翰·伯格(John Berger)指出:“宣传不仅是竞争信息的集合:它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总是被用来提出一个总体建议……它向我们每个人建议我们通过购买更多东西来改变自己或我们的生活。”[49]对伯格而言,宣传向人们提供了一种希望,那就是通过消费实现自我。然而,这种自我实现被无休止地推迟了,因为消费行为所承诺的好处,包括魅力、幸福、性能力,是那些已经脱离了物质对象的商品。宣传承诺的是不现实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幸福与完美。这种宣传的话语与西方进步的神话,尤其是美国的“永远向上和向前”的精神很吻合。宣传的渗透和自我促进的意识形态不断增强,再加上“婴儿潮一代”在人口统计学上的主导地位,塑造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一代的特征。

通过消费表征身份还与传统生活方式以及道德影响力在城市中逐渐消失有关,人们只得转向其他资源作为身份的参考。在后现代时期,人们更倾向基于种族、语言、性别、身体和虚构的社群,而不是使用民族身份作为身份定义的参考。基于形象、外表和休闲活动的消费因此在身份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以往人们更注重身份形成的社会来源,如今,“自我”越来越多地由美学术语和风格来定义,简单地说,就是根据一个人的外观而不是一个人的行为来定义。[50]因此,后现代消费研究认为,消费者是意义的参与者和生产者。个体可以自由地根据个人的特性,创造各种可能的自我。生活在一个象征丰富的环境中,对任何情境或事物的解释都是由这些符号组织和决定的。在社会化过程中,消费者不仅掌握和分享这些符号的意义,也发展了个人的象征性——关于他/她自己的解释,他们使用这些象征意义构建、维护和表达他/她的多重身份。信息技术进一步为普通人开辟了新天地,虚拟性和数字性为符号和表意实践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格罗伊斯(Boris Groys)非常理想化地赞美道:

今天,几乎每个人都在践行自我审美化和自我设计。几乎每个人都想把自己变成一个令人钦佩的对象。当代艺术家使用互联网工作。这使我们当代艺术体验的转变变得明显……所有这些活动都在同一个整合空间中进行。

在这里,艺术品变得“真实”而世俗,因为它被整合进作者这一真实而世俗的人中。作为一种特殊的活动,艺术被呈现到互联网上。事实上,互联网上的艺术与军事计划、旅游业务和资本流动都在同一空间中运作。谷歌表明互联网空间中没有壁垒……互联网用户使用的信息与他/她使用世界上其他事物的方式相同。在这里,艺术活动最终变得“日常”。“艺术融入生活”这句著名的口号失去了意义,因为艺术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在互联网上,每一个正常的人都成为了艺术家,制作和发送自拍、其他照片和文本。今天,自我审美化的实践涉及数以亿计的人。[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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