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概念：与文明对立的批判性姿态

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追溯了“文化”（culture）一词的意义在西欧的历史变迁，并区分了文化的三种主要的现代意义，第一，独立、抽象的名词——用来描述自18世纪以来思想、精神和审美发展的一般性过程；第二，独立的名词——不管在广义或狭义方面，用来表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关于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群体或全体人类）；第三，独立抽象的名词——用来描述关于知性的作品与活动，尤其是艺术方面的。这似乎是现在最普遍的用法：文化是指音乐、文学、绘画与雕刻、戏剧与电影。“文化部”（Ministry of Culture）负责推动这些特别的活动，有时候会加上哲学、学术、历史。^[1]

其中第三类用法出现最晚，是由第一类用法衍生而来。威廉斯使用“理想的”、“社会的”和“记录的”文化对应上面的三个领域。^[2]他认为，这三个定义都有缺憾，同时彼此指涉，以文化为对象的研究必须包括这些定义指向的三个事实领域，否则就是不完备的。

在威廉斯研究的基础上，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指出“文化”一词大概在19世纪才丢掉了“道德的”和“知识的”这样的形容词，成为一个抽象和独立的概念。在其早期，“文化”是指“照料动植物成长”的意思，是一种完全物质的过程，之后才比喻性地用于精神生活。这个词在语义上的演变“表明了人类自身从农村存在向城市存在、从农牧业向毕加索（Picasso）、从耕种土地到分裂原子的历史性的转移……但是这种语义的转换也是悖论性的：得到‘培养’的是城市居民，而不是那些实际上靠耕种土地生活的人。那些耕种（cultivate）土地的人不太会培养（cultivate）他们自己。农业没有留下用于文化的闲暇。”^[3]

两位作者都关注到“文化”与“文明”两个词之间复杂又富于争议的关系。自16世纪至19世纪，“文明”（civilization）逐渐形成了与“野蛮”（barbarism）相对的意涵，用于指涉社会秩序和优雅的状态，以及有系统的知识，后来“科学”（science）一词也被包含其中。^[4]在同时期，“文化”经历复杂的演变，一度在18世纪成为“文明”的同义词，类似于礼貌和变成一个文明人。19世纪初，“文化”转变为“文明”的反义词，成为对“文明”的批判。伊格尔顿指出，“文化”这个术语的出现，是因为“文明”作为一个价值观术语正变得越来越不可信。这是一次罕见又富于历史意义的语义转向。“文明”这个术语属于前工业社会欧洲中产阶级的语汇，描述了礼貌的、有教养的和文雅的交往。但是，“文明化”不可能完全由个人孤立地完成，也是社会的。在工业资本主义初期，我们在下文中会看到如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这样的社会批评家辩论的那样，这就促使“文化”从个人的意义转向社会的意义。同时期，“文明”还因其与帝国主义的价值走向吻合而遭遇自由主义者的质疑。最终，“文化”以批判的和精神性的姿态，与“文明”对立起来。文明被视为“抽象的、孤立的、碎片的、机械的和功利的，拘泥于物质进步的一种愚钝的信念，而文化则是整体的、有机的、美感的、自觉的和记忆的”^[5]。两位作者都援引了18世纪后期赫德尔（Herder）的观点，他抨击并反对作为普遍文明的文化的欧洲中心论，所谓优势的欧洲文化是令人怀疑的。伊格尔顿进一步解释说：“文化作为一种有特色的生活方式这个观点的起源，与对于受压迫的‘异国’社会的浪漫主义的反殖民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异国情调将会在20世纪以现代主义的原始主义的特征重新浮出水面，而这种原始主义与现代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并驾齐驱。”^[6]

伊格尔顿在《文化的观念》一书中列出文化的四种主要含义，第一，大量的艺术性作品和知识性作品；第二，一个精神与智力发展的过程；第三，人们赖以生存的价值观、习俗、信仰以及象征实践；第四，一套完整的生活方式。“文化”一词在艺术性和知识性意义上也许是有关创新的，可以是先锋的，但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通常是习惯和习俗的问题。通常而言，前者是狭义的，是只有少数人做的事情，不是人人都可以接触到的，而后者有全部和统一的意义。^[7]

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对文化的分析则强调，文化的概念以一种二元区别的方式存在。他认为文化的一个基础概念来自社会科学，正像人类学家清楚表明的，文化是一个群体用于区分自身与其他群体的方式。而每个人可以是许多不同群体的成员，参与了各种群体的文化；这些群体可以按照性别、种族、语言、阶级、国籍等分类。与之相对的，文化是“高级”的艺术，而不是通俗或日常生活实践；文化被用来意指“上层建筑”，而不是“经济基础”；文化意指什么是“符号的”，而不是“物质的”。在这个用法中，文化不是被用来表示一个群体的总体特征，而是一个群体内部的差异；也就是说，文化不是被用于区分群体，而是区分群体内部的人群。这两种文化的概念总是再现着“理想”和“真实”，或“心灵”和“身体”之间的对立，这种区别尤其反映了古老的西方哲学的传统。^[8]

“高雅文化”的概念在欧洲大陆已有相当长的历史，是一种基于古典教育与赞助体制，以经典书目（如希腊和拉丁作品）为中心的贵族阶级的文化。高雅文化的特征是非资产阶级性和非商业的，属于前技术时代。按照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说法：

西方的高雅文化——工业社会至今仍承认其道德、美学和思想的价值——在功能意义上和编年意义上曾是一种前技术文化。它的合法性得自一个因工业社会的出现而不再存在、也无法恢复的那个世界的经验。此外，西方的高雅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还曾是一种封建文化，甚至当资产阶级时代赋予它某些永恒的形式时也是如此。它曾是封建的，不仅因为它局限于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也不仅因为它固有的浪漫成分，还因为它的优秀作品表现出一种同整个商业和工业领域、同计算性和获利性的秩序相疏离的意识和风格。^[9](www.xing528.com)

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的概念要早于作为高级和理想艺术的文化的概念，后者是伴随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长的产物。从国家和社会的层面对非资产阶级性文化的高度认可是在资本主义将替代封建主义时期开始的。伊格尔顿讨论说，作为一整套生活方式的文化的概念可能更适宜描述和评价前现代社会，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更可能存在一种完整的、统一的、有机的生活，象征性实践与社会、经济活动更难严格区分。而在现代社会和工业社会，各个领域横向分离，宗教实践、艺术实践、经济实践和政治实践相互独立开来，生产与生活分离。这就产生了将工业社会等同于非文化的看法。这也是为什么在19世纪，对文化的兴趣和向往如此强烈，以至这个概念从自然、农业、培育和乡村日常劳动生活的意义中发展出来，“没有文化”或“文化之死”被一部分知识分子用来描述工业化的城市生活。不仅如此，高级的文化自彼时还被赋予极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意义，社会精英将之看作社会改革的利器。^[10]

马修·阿诺德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诗人、文学评论家和教育思想家，他在1869年出版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将高雅文化的概念引入英国。他严肃地剖析了当时英国社会与政治的现实问题，并将之与高雅文化的危机建立起联系。他认为工业革命的深度发展虽然强化和提高了英国国力，使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但随之崛起的新阶级也带来了英国社会的动荡与文化衰败。在阿诺德的概念中，文化是“世界上最好的思想和言论”，是“对完美的研究”，是“光明”与“甜美”。^[11]阿诺德以讽刺和批判的语言分析了英国社会的三个主要阶级——野蛮的贵族阶级、市侩庸俗的中产阶级或非利士人以及粗野愚昧的劳工阶级或群氓群体。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代表着新兴的大众文化，是无政府现象的制造者；他们因自身的缺陷不仅与理性的文化格格不入，也对集体利益毫无兴趣。而贵族阶级中的大部分人对文化也失去兴趣，因此无力担负起保护文化的重任。阿诺德指出，“在我们全体都成为完美的人之前，文化是不会满足的。文化懂得，在粗鄙的盲目的大众普遍得到美好与光明的点化之前，少数人的美好与光明必然是不完美的”^[12]。他指出，能够消除无政府主义的“出路看来就是文化。文化不仅能通向完美，甚至只有通过文化我们才会有太平”。^[13]因此，他主张应该由三个阶级中的异己者，那些拥有智慧的知识分子来支配整个社会，用文学、艺术和诗歌引领社会各阶层去探究和追寻甜美与光明。并且，英国应该仿效法国和德国，由国家承担起责任，建立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分别为贵族阶级、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提供大学、中学和初级教育。在对教育体系的思考中，他提出必须考虑到各个阶级的现实条件，考虑他们的不同需要以及他们的去向。他建议对上层统治阶级采取精英教育，从本阶级小世界的利益出发来确定教育的目的；对中等阶级的教育目标是塑造灵魂和培养个体尊严感；对下层阶级来说，应当以培养情感、文雅和人性为目标。^[14]阿诺德在高雅文化与社会秩序、通俗文化和大众文化与工业社会的动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确立了高雅文化与低级文化的二元对立，同时也明确了高雅文化在现代国家中的地位与作用——维持社会秩序的方式是通过文化和教育对劳工阶级实现文明化，对中产阶级实现精英化，使之取得社会的上流地位。阿诺德及其支持者的思想的确深刻影响了西方国家的教育与文化政策。

对高雅文化具有的理想和优越地位的强调及其在国家治理中的工具作用，隐伏着现代的“霸权”问题，因此在20世纪后期受到质疑和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是关于资产阶级通过高雅文化施行的意识形态统治，高雅文化成为实现某个特定群体或社会制度中某些人（显然是上层阶级）对社会控制的意识形态工具。在文化研究者看来，对封建时期的美化“无非是把人文的情感，强行比附于前资本主义时期的文化，但史实并非如此；当时是一个充斥着文盲、迷信、卑屈、脏乱与贫困的世界”，将这样的景象描述为理想的文化，不仅是厚古薄今，也是极端冷酷的。^[15]

与单一地强调高雅文化对社会施行控制的观点不同，沃勒斯坦认为，少数精英的高雅文化与大众的通俗文化处于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中，而不是简单的对立和区隔。沃勒斯坦将对文化概念的考察与分析置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历史及其构筑的世界等级体系中。他认为，文化的两个概念正是在这一进程中被发明出来的，文化概念中存在的矛盾、模糊性和复杂性都是这个系统发展的结果，反映了这个系统的导向逻辑。文化的理论化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的两种意识形态教条——“普遍主义”与“种族主义、性别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两种教条的“正确剂量”保证了这个世界体系的运转，而文化成为意识形态的战场。^[16]他指出，欧洲现代性或西方文明被定义为优越的文化，并被作为一种普遍适用的模式，而作为群体特征的文化则被断言是一种不变的现实，即便这个世界实际上处于不停歇的变化之中。在普遍与特殊的对立中，高雅文化为资本主义体系中存在的不公平提供了合理性，而各种处于分离文化的不同群体必须接受西方化教育才能取得进步，通过这样一套高与低的文化的逻辑，非西方国家被整合进单一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17]不过，高与低的二元的区隔时常以微妙的方式运作，甚至难以察觉。

上述研究提醒我们，文化的概念不是天然中立的，需要在其历史语境中寻找本源及其社会化的过程。对文化的抽象化和理论化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无法脱离整个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以及其中发生的权力关系。资本主义与货币经济的本质之一就是流动，因此，无论是对欧洲的文化研究，还是对非西方的文化研究都不能脱离全球视野而存在；必须不断地变换视角，在地区内部和世界体系中观察文化概念是如何被使用的。研究者还指出，针对文化概念中的二元逻辑及其在意识形态上的控制作用的批判，同样应该避免教条和简单化，需要继续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考察文化这一概念的变化和不同用法。

社会学家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指出，人类文化在总体上经历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文化各有特点，前现代的文化处于未分化状态，现代的文化走向了分化，而后现代的文化则显示了去分化的趋势。^[18]费瑟斯通在考察20世纪末期的文化时也指出，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的时代，诸如“同质性/异质性”“整合/分解”“统一/多样性”的术语应该废弃了。^[19]这种去分化或融合的文化正是当代艺术、文化和创意产业的特征，而“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也是当代对文化的定义，它们又是如何被结构出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