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时期的玉器发现情况与研究

（一）夏代玉器

夏王朝是在原始社会以后出现的第一个国家。据《史记·夏本纪》和《竹书纪年》记载，夏朝自禹为王传至桀，共有500余年历史。但近现代一些史学家对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夏代，曾有过疑问。最近几十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发展，人们在河南省一些地区，相继发现了一些有可能为夏文化的遗址，其中最重要的是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

夏朝最后一个王是桀，居今洛阳，二里头遗址即在这一地区。迄今考古发掘资料说明，被认为是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一、二期虽发掘出不少遗物，但未见一件玉器，所发现的玉器都是三、四期的，夏朝的玉器仍是空白。另有学者认为二里头三、四期和山西陶寺遗址也应是夏文化，这些地区发现的玉器就是夏朝玉器。新石器文化在各个地区均发现玉器，而其后的整个商朝也发现了大批精美的玉器，制作技术也已完备。因此，处在两个历史时期之间的夏王朝应有玉器制作和使用的可能性，只是今天尚未发现或确认而已。

二里头遗址是二里头文化的典型遗址，是该文化的命名依据。二里头文化是青铜时代文化之一，主要分布在河南省中、西部的郑州附近，以及伊水、洛水、颍水、汝水诸流域及山西省南部的汾水下游一带。现今已发现遗址近百处，其中多处出土有玉器，仅二里头遗址所出土的玉器品种就有玉戈、玉钺、玉刀、玉戚（原名玉牙璋）、玉斧（原名玉圭）、玉矛、玉柄形器、玉镯（原名玉琮）、玉管、玉珠、玉锥、玉镞等。由此可见，大多数玉器都是显示王仪神圣威严的仪仗器，而表现人神和动物形器和佩玩用器甚少，反映了早期玉器是统治者注重显示权力、地位和威严之物。

二里头文化玉器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几件玉柄形器。均体扁平，一端平齐，一端有一榫，似为器柄。近平齐一端的两侧略收，又形如古琴，故早先的古董家称它为“琴拨”。此类玉器大多光素无纹，有饰纹的仅见一件。器上以双钩阴线饰有人面纹、兽面纹和叶瓣纹等多组图案，是迄今所知最精美的玉柄形器，也是二里头文化最高水平的代表作。二里头文化玉柄形器是迄今所知同类玉器中最早遗物，此后历经殷商、西周，至春秋后消失。

有关玉柄形器的用途，至今仍是谜。根据其出土时多置于墓主身上或身旁，以及在陕西一些西周墓中出土时，往往在有榫一端的附近有由数十块小玉片和松石黏合成某种图形之饰，有的还于其下托有金片，从而得知它并非为器之柄，而有可能是当时极为重要的玉饰。此外，目前考古界还有多种推测，如有的称之为礼器中的牙璋或玉圭，有的称之为刀具。

二里头文化玉器大多光素无纹，只有一件玉柄形器、一件玉斧和一件玉刀。玉戈、玉戚有饰纹，饰纹为弦纹、几何纹、组丝纹、花瓣纹（或鱼鳞纹）、兽面纹和人面纹等。其饰纹的手法除一件玉柄形器外，主要用阴刻单线而为。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头文化用双勾法琢饰的人面纹，其目纹呈“臣”字。这是迄今所知最早用此法和此纹样的，是影响殷商，乃至西周的创始作品。此时玉器已使用青铜做琢玉工具，制作水平空前提高。

二里头文化玉器中，玉柄形器是新出现的品种。其他如玉戈、玉刀、玉戚、玉钺、玉斧、玉镯等，是在此前已有的基础上发展的。其造型特征，除玉刀外大多受陕西龙山文化影响。玉戈、玉戚与较晚的四川三星堆文化和早商文化有共同点，推测其传播的途径是先由陕西产生，继而传播到河南二里头文化和早商文化，最后传到了相当于殷商时期的三星堆文化。还应指出，商代玉器中有许多品种是与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一脉相承的。

（二）商代早期玉器

20世纪20年代以来，殷墟遗址的大规模发掘，确凿无疑地证实了殷墟是自盘庚迁殷直至纣之灭亡的都城所在。在殷墟发掘的青铜器已达到中国青铜器发展的顶峰。然而，这种高度发展的青铜文化从何而来长期没有得到解决。随着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发现了多个早于殷墟的商代遗址，商代早期文化的面貌也逐渐清晰。

目前发现的商代早期遗址从地域上看，西达陕西关中平原，东达淄河流域，北越燕山抵河北宣化盆地，并影响到河套一带，南到长江北岸，并影响到长江以南地区，分布范围大大超过了夏文化的分布区。

商代早期玉器是随着早商文化的发现而确定的，主要出土地点有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及其附近地区。此外，在早商文化分布区域内，如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河北藁城台西等遗址也有零星的发现。

郑州商城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区，1950年发现，1952年以来进行发掘。城内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发现有城垣、宫殿、居住址、作坊、墓葬等遗迹，出土大量珍贵的青铜器、陶器、原始瓷器和玉器等。经研究，该商城很可能是成汤所居的亳都，对研究古代城市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

偃师商城位于河南省偃师县西南洛河北岸，1983年发现并发掘。遗址分大、小、宫城三重城垣，宫城东西两侧小城内有排房式建筑基址，排列有一定次序，可能是武库、粮仓或屯兵防卫的城堡。出土了包括陶器、铜器、玉器、石器、骨器、蚌器和原始瓷器在内的丰富的文化遗物。该城址既有大型宫殿建筑，又有军事防御措施，具有早期都城的规模和特点。据研究，偃师商城很可能是太甲所放处的桐、桐邑或桐宫，亦即早商时期的离宫或别都所在。

盘龙城遗址位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滠口镇叶店乡杨家湾境。1954年发现，发现有城址、宫殿基址、手工作坊、灰坑、祭祀坑以及墓葬等遗迹。出土物有20多件玉器和为数较多的青铜器、陶器。

台西遗址位于河北省英城市台西村，1965年发现。发现大量房屋、窖穴、灰坑、墓葬等遗迹，出土陶、石、骨、青铜、蚌、漆木、玉器以及少量丝麻织品等遗物。

从出土的商代早期玉器看，品种主要有玉戈、玉戚、玉钺和所谓的“牙璋”（应名玉戚）、玉柄形器、玉璧、玉琮、玉璇玑式环状器、玉符、玉璜和小件玉佩饰等。类别以大型的仪仗器为主，主要是玉戈和玉钺，玉刀几乎已绝迹。玉戈和玉柄形器的数量剧增，其中湖北省黄陂出土一件大玉戈，厚不足1厘米，宽10余厘米，长达近100厘米。有的玉戈还带有青铜曲内柄，可以想见当时之盛况。

总之，商代早期玉器发现的数量不多，种类亦比较单纯，制作一般。玉器的整体造型和作风呈现出由夏到商晚期的过渡性特征。

（三）殷商玉器

殷商，是指商王盘庚迁都殷墟（今河南省安阳市）后至商王朝被周王朝灭亡后为止的历史时期，其时约在商朝的晚期，故殷商又可称商晚期。殷商时期是玉器发展史上继新石器时代之后的第二个高峰期。殷商玉器不仅有众多早年出土的传世品，还有一大批于最近几十年经考古工作科学发掘的出土物。其中尤以殷墟妇好墓最为重要和典型，并代表了此期玉器的总体水平和艺术成就。

妇好墓位于安阳市小屯村西北100米处。据墓中出土的青铜铭文考证，墓主人是妇好。关于墓主的身份和墓葬年代，目前学术界多认为是殷墟第一期甲骨卜辞中所称的“妇好”，是武丁配偶之一，生前曾是统兵的女将，庙号称“辛”，即乙、辛周祭祀谱中称为“妣辛”者。卒于武丁晚期，具体年代应是殷墟第二期。另有人认为是三、四期甲骨卜辞中的“妇好”，即康丁的配偶“妣辛”，年代属于殷墟文化第三期，约当康丁之时。

妇好墓未曾被盗，出土物极为丰富，仅玉器就有750余件，可分为礼器、仪仗、仿或实用工具器、生活用具、装饰品和其他不知用的杂器等六大类。具体来说有玉琼、玉圭（应名斧）、玉璧、玉环、玉璜、玉玦、玉戈、玉矛、玉戚、玉钺、玉刀、玉斧、玉梳、玉匕、玉牒、玉簋、玉佩、玉柄形器、玉白、玉调色器等，还有大量以人和动物为本摹作的玉器。其中除十余件玉人或鬼怪人外，尚有玉制虎、熊、象、马、牛、羊、猴、兔、鹤、鹰、鹄、鹦鹉、鸟、鸽、鸬鹚、燕、鹅、鱼、蛙、蝉、螳螂和龟等，还有玉龙、凤、怪兽、怪鸟等。

从整个殷商时期玉器看，典型的玉琮很少。妇好墓中出土的玉琮或琮形器，可分为射高、射短、无射、方形圆角等几种，但只有几件与常见的外方内圆的典型玉琮相似，光素无纹。而且这几件典型玉琮，很可能不是本地所制，而来自四川的三星堆文化。

妇好墓出土了两件前所未见的玉簋，颇引人注意。两器形似青铜篮，外壁饰纹略异。发现时，簋内还有铜匕各一件，可见原为实用器皿。另外还有玉调色盘、玉白、玉长方椭圆形盘及用“美石”和似玉料制作的石豆、石盂、石觯、石瓿、石罐等。商代以前的玉器从未见可做实用的立体器皿，它们的出现，标志着玉器的用途从非实用的佩饰、礼仪器等，转变成可供实用的立体器皿。制作上采取的掏膛取余料是难度极大的技术，更标志着琢玉水平有了划时代的进步和提高。商代玉器皿自此起，多在外表装饰纹图，说明这些玉器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工艺美术品了。

妇好墓中发现了迄今所知最早的玉韘实物。韘是拉弓射箭时一种保护手指的套具，清代称为扳指。玉韘的始造今不可考。妇好墓出土的这一件器形做圆筒形，一端斜口，一端平口，外壁饰兽面纹，一侧有凹槽可纳弓，并有二穿孔可结系，其大小和结构正好可套入手指，既方便用力钩弓，又可保护手指不会拉伤。(www.xing528.com)

妇好墓中发现了十余件玉人神形器，是迄今所知一墓中出土最多的。特别是几件完整的立雕玉人，做直立、跪坐式。既有未穿衣的裸体人像，亦有穿戴华丽之贵族像。它们的发现，不仅是玉器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而且对了解当时人们的穿着和举止等，都有极重要的研究意义。

妇好墓出土了一批动物形玉佩饰，其数量和品类在玉器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凡生活中可见的家禽家畜、野禽野兽，无所不包，甚至还有远离中原地区的禽兽动物。其中兽畜类中以虎、熊最多，禽鸟中则以鹦鹉和鸱鹗最多，说明当时人们崇尚威武之物。玉家禽、家畜和蚕反映了耕作纺织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妇好墓中出土的玉神灵器也很突出。不仅有此前已有的玉龙、玉凤，更有前所未见的玉怪鸟、玉怪兽及鸟、兽、龙等复合器，形象怪异，给人以神秘之感。这些玉器表现了匠师们高度的想象力，反映了当时人们除崇拜自然界的神灵外，还开始崇拜超现实的神灵动物，借它们之威来保佑自己。

（四）三星堆玉器

商代，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出现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几乎与此同时，在南方长江流域也出现了若干发达的青铜文化区。近年来四川广汉三星堆、江西新干商代大墓遗址出土的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群，证明了在长江流域存在着势力与商王朝相当的地方政权。

四川为古巴蜀地区，商周时与中原地区有密切的来往，其文化多受黄河流域诸文化影响。这不仅为众多的史书所记述，亦为大量的出土文物所验证。巴蜀文化中最引人注意和影响较大，并有大批玉器出土者，首推三星堆文化。

早期出土的三星堆玉器属于偶然发现。1929年春，四川省广汉县（今广汉市）中兴场（今南兴镇）月亮湾燕道城及子孙三人，在离家不远的沟边淘沟、车水、浇田，发现一处古玉器坑，埋有玉琮、玉璧、玉珠、玉瑗等。一家人将全部玉器挖出，分批变卖，一时间充斥古董市场，形成广汉玉器热。1931—1934年，有关机构对燕家挖玉地多次进行清理发掘。通过发掘，发现该处是一个长7尺、宽3尺、深3尺的土坑，并清理出一些陶片、石斧、石刀、残玉璧等文物，发表了《汉州初步发掘》报告一文，首次公布发掘情况，并将此地的遗存称为广汉文化。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宫旧藏古玉中，也有属广汉文化的玉器。据此情况分析，该文化玉器的最早出土，可上推至19世纪。

最近几十年，考古工作者在该处进行了多次调查和发掘，但一直无重大进展和发现，发掘资料也很零散。因此，虽广汉文化和玉器早有名气，但实际面貌和具体情况不详，其文化的年代问题也众说纷纭。直至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才打破了这种局面。

1986年7月18日，广汉城西约10公里的南兴镇三星村的农民在取土时，于距地表深约2米的地方挖出了十几件玉、石器。后经考古工作者清理，发现该处是一个祭祀坑。同年8月14日，在距此祭祀坑西北约30米的地方取土时，又发现另一祭祀坑。前者被命名为一号祭祀坑，后者为二号祭祀坑，这就是闻名于世的三星堆祭祀坑。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数以百计的精美文物，计有玉器、石器、青铜器、象牙、陶器、金器等。尤以青铜器和玉器最引人注意，在国内外都有巨大的影响，被定名为三星堆文化，年代上限可达4800年，下限相当于商末周初。根据发现的祭祀坑和城墙等推测，该遗址很可能是早期蜀国的都城。

三星堆文化玉器数量十分可观，品种也很丰富。按造型和用途，可分为礼器、工具形器、武器形器和佩饰四大类。

玉礼器有玉琮、玉璧等。玉琮形与良渚文化玉琮相同，多光素无纹，只发现一件上有阴刻弦纹。三星堆遗址出土多件穿孔较大的环和瑗，未见一件正规玉璧。可见当时的玉璧，是因场合或用途不同而有所取舍的，祭祀坑似不用玉璧埋葬。玉瑗、玉环均在内缘有凸起的周边，有的饰弦纹，与传统称为环或瑗者有别。玉璧光素无纹，形体与新石器时期典型的同类器相似，大小差别很大。如广汉县文化馆藏的一件早年出土的巨型石璧残件，其外径有100厘米左右，可称为古玉石璧之王。

玉工具形器有玉锛、玉凿、玉斧、玉锄、玉刀等。其中玉凿的数量最多，形式不尽相同，整体呈长条形或圆柱形、扁方形。玉凿两面斜磨成弧形刃，无穿孔。器较长，均在15厘米之上，更有长者达30余厘米。这些玉凿等仿工具之器，有的出于青铜尊内，且无使用痕，可能是当时人们供奉神灵使用的祭品，而非实用工具。

玉武器形器有玉戈、玉戚等，亦见一些介于玉戈和玉戚之间的形式多样的玉戈器。玉戈形式基本上与商代玉戈相似，依其特点可分为锋呈三角形、锋呈梯形、援较细长等几种。玉戚最早见于龙山文化晚期，此后在相当于夏或商代早期的二里头文化和郑州商城遗址中亦有发现，但出土数量最多的是此处，仅一、二号祭祀坑就出土数十件，其形式多样，极有特色。

玉器纹饰除个别以镂雕和剔地阳纹法琢制外，绝大部分是单条阴线刻纹而作，所见纹饰有直线弦纹、斜线纹、交叉纹、方格纹、组丝纹、人纹、戚纹、山形纹、云雷纹、圆圈纹、鸟纹等。而商代晚期较流行的兽面纹、风纹不多，更罕见以人和动物为本摹作的佩玩和圆雕物。

玉料多呈白色（包括一部分乳白色）、青色（包括豆绿色、绿色）。经火烧后，有的整体或局部呈黑色或褐色，经土蚀后，通体有灰白色花斑。玉质硬度不大，介于新疆和田玉（6.5度）和岫玉（4—5度）之间，为5—6度。

总的说来，三星堆玉器迄今未见动物形玉器和实用器皿，佩饰亦极少，而工具和武器类多。一般扁平宽长以显柜大和威严，可以看出受陕西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及商早期文化的影响。玉璧、玉琮等礼器多受良渚文化影响，此外有些玉器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因此，三星堆文化玉器同属中华文明的范畴。

（五）新干玉器

1989年下半年，为维修赣江大堤，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乡农民在程家村涝背沙丘取土。当挖到地平面以下后，发现一些汉至清代的小墓葬，出土墓砖、铁剪、铜钱、陶罐之类，但并未引起注意。9月20日下午继续取土时，竟挖出了一批锈迹斑驳的青铜器，随即被哄抢。后经追回，但人为毁损甚为严重，经修复后得17件。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出土有玉器、青铜器和陶器等共1900余件。其中玉器计有1072件（另有小件镶嵌品和小玉片未计在内）之多有礼器、佩饰等，数量繁多，几乎包括了同时期所有的玉器品种。

玉器色泽以绿为主，灰色、米黄色、牙白色、白色次之。玉器用料很杂，来源于许多地方，经鉴定有新疆和田玉、陕西蓝田洛翠玉、辽宁岫岩玉、河南密县玉和南阳独山玉。其器若为本地制作的话，说明它与周围地区，甚至远到新疆地区亦有物质交往。当然也不能排除玉器是由外地通过物质交流输入到这里的。

此处玉器虽不是在商王朝中心地区发现，但有许多玉器的品种、制作方法及风格与同期殷商玉器相似。如殷商玉器中常见的玉戈、玉镯（即有人定名为玉璧、玉瑗、玉环者）、玉玦、玉璜、玉人、玉勒、玉柄形器和玉琮等，在这里都有出土。动物造型的玉器虽只有玉夔龙、玉蝉、玉鱼、玉蛙等数种，但也说明它仍有制作。又如玉器的琢制手法和风格，也有甚多与殷商玉器相似。

新干玉器与殷商玉器也有许多差别。这里的玉器中动物形器不仅量特别少，而且制作不精，但神人玉器虽只有两件，然其制作之精美可以说是商代玉人之冠。活环套链琢玉法在殷商墓中从未发现，说明这里的琢玉技法较殷商先进一步。新干出土的两件玉琼不是光素无纹的，而是饰有蝉纹、兽面纹，生动具体，为其他商代玉器所不见。因此，就玉琼而言，它是良渚文化之后。

此处出土玉器如此之多，且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说明有许多玉器是本地生产制作的。因此，就目前而论，当时全国可与殷商并存的琢玉地最少有三处：一是以殷墟为中心的王室玉作；二是四川蜀地玉作；三是以江西新干为中心的吴地玉作。这三处玉作并驾齐驱，各有千秋，互有影响。

新干商墓的年代相当于殷墟妇好墓。据推论，当时这里已建立了政权，它与殷商王朝并存，或者是殷商王朝的方国之一。所出土的玉器，不仅数量多，而且有许多极难得的珍品，为近年来商代考古发掘中又一次重大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