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去33l厂之前，曾到北京向部领导演示过工作，当时四局的领导同志也在座。我提出：怎样才能领导好331厂？到工厂后应当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关于这些，赵尔陆部长、张连奎副部长、王西萍局长和段子俊、油江副局长的一致意见是，要我到工厂后，大胆提拔重用知识分子。这是在当时大规模建设的新形势下提出的新问题。由于我们党长期以来从事革命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特定历史情况，提拔重用知识分子一事，无论在社会上还是领导机关内部，阻力都相当大。我到331厂以后，即向党内领导骨干传达了赵尔陆等领导同志的指示，组织有关领导成员把工厂当时生产、技术部门的领导干部，一个个地进行了审查。只要不是科学技术学校毕业的人，或者在科学技术方面没有实际经历的人，一律调动到别的部门工作。当时，总工程师言乃昌同志不熟悉生产技术，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我就给他的翻译朱传千同志（朱是1948年交大化学系毕业生）一个任务，交代他：既要尊重和服从总工程师的领导，凡是必须总工程师知道和签署的问题，一定要通过总工程师；同时要大胆地、热情地帮助或代表总工程师处理一些技术问题。对于总工艺师，决定仍由陈少力同志担任。陈是新中国成立以前上海工业专家沈鸿的大徒弟，曾随沈到过延安，并在延安学了些科学技术，但水平不高。为了使技术上更有保证，又提拔新中国成立前大学理工科毕业的费秉方同志以副总工艺师名义执行总工艺师职责。总冶金师提拔王图成同志担任，他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大学理工科的毕业生。总设计师由王玉京同志担任，王是一位老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前曾到国外专门学过航空技术。生产长改由新中国成立后从大学毕业的夏武祥同志担任。原来的生产长范学民同志调离岗位去补习文化。总检验师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对象，仍由一个工农干部担任，但他文化低，不能胜任工作，维持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调了个知识分子接替他的工作。各总工程师下边的副总工程师，也都照此原则办理，调了一些技术水平较高的同志担任。各车间主任不少是工农干部，凡是在生产技术上没有前途的，都换成科技人员去接管。也有些车间主任，如42车间（生产准备车间）主任曲日慈同志，有培养前途，就没有调动他的工作。
由于这次干部大变动，许多工农干部一时没有职务，便临时成立了一个文化补习所，送他们去学文化。开始有些人思想不通，如范学民同志过去在革命战争时期有功、有成绩，担任生产长也是日夜埋头苦干，是个工作勤奋、能团结同志的好干部。最初调他到文化补习班时，他想不通，由于想得太多，曾晕倒过一次。但后来他学习很努力，文化水平很快有所提高，结业后改调其他岗位，就工作得比较好。事后，他对这次工作调动和送他去学习文化感受很深，认为组织上这样决定是对的，不论对革命工作还是对他本人都有利，是一件好事。自从这次干部大调动之后，全厂上下形成了一种学习气氛，大家都争当知识分子，都努力钻研科学技术。但是，对于这些做法也有人不以为然，他们局限于“公安六条”的规定，认为有些知识分子社会关系复杂，不能重用。如对王玉京就是一例。王玉京是北平大学校长李蒸的女婿，李蒸是个政客式的人物，与国民党关系密切，而王玉京又到资本主义国家留过学，所以有人认为他实在不可靠，政治上不放心。我在审干运动中，特别抓了王玉京的历史审查，经过查证，认为王玉京没有政治上不可靠的问题。我还亲笔写了一个材料报送上级机关。(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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