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一座汽车厂：奠基始末

孟少农

中国汽车工业是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开始创建的。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设是创建的主体工程，但筹备工作比建厂开始要早三年。

1949年12月，共和国刚刚成立两个多月，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就前往苏联访问，与苏方商讨两国大计。当时，稳定形势、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是关系到新中国能否站稳脚跟的重大问题。访苏期间，毛泽东与斯大林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一批重点工业建设项目，进行了会谈。毛泽东还参观了工厂、学校和集体农庄。在参观斯大林汽车厂时，那一座座高大的厂房、一辆辆驶下装配线的汽车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随行的同志说：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工厂。在双方商谈工业建设项目时，苏方领导人建议中国尽快建设一座综合性的汽车制造厂，像斯大林汽车厂那样，并表示：斯大林汽车厂有什么样的设备，中国就该有什么样的设备；斯大林汽车厂有什么样的水平，中国的汽车厂就要有什么样的水平。

1950年1月，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莫斯科同苏方领导人商定，由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一座现代化的载货汽车制造厂。2月14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敲定了一批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重点工业项目。1950年为第一批，共50项，其中包括建设汽车厂项目。随后，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设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成为156项重点工业建设项目之一。

为了加快重点工程建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重工业部。重工业部的人员主要来自原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新中国前一阶段称为中央金属工业处）。陈云同志兼部长，何长工、刘鼎、钟林同志任副部长。徐驰同志任计划司司长。我当时在徐驰同志手下工作。

1950年1月10日，刘鼎同志把我叫去，谈着手筹建汽车工业的事。我对此事全无思想准备，以为至少还要等经济恢复几年后才有条件搞汽车工业。刘鼎同志说，形势的发展比你估计的要快，我们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国民经济需要汽车，你提个意见吧！这样，在3月初就在重工业部下成立了汽车筹备组。

筹备组最初只有30来人，在灯市口西口的原工程师学会会址内办公。最早的人员中，一部分是从晋察冀的干部中调来的，包括胡亮、吴彦儒等；一部分是进城后新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包括吴敬业、王玉京、张致中等；还有一批老工人，包括马浩然；一批青年，如冯银玉、王环等同志。郭力同志原在部里任专家办公室主任，三四月间，部里为加强领导，把他调了过来。这样，人员不久增加到100余人。

我们用一千匹五幅布在鼓楼东扁担厂买了一栋旧房，原主是湖北军阀萧耀南的后代。苏联斯大林汽车厂的总设计师斯莫林等专家也和我们一起搬了进去。

筹备组成立后最初的工作是开了两个会议，第一个是全国机器工业会议（从1950年2月22日开到5月23日），第二个是汽车工业会议（从8月2日开到7日）。两个会议交换了各地的情况，酝酿了恢复生产和发展的方向，确定先恢复后建设、先前方后后方、先关外后关内的方针。

筹备组的主要工作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调查研究，收集过去有关汽车和汽车工业的情况，作为制订建设汽车工业计划的基础。我们看过北到哈尔滨、南到昆明、西到重庆、东到上海，由日伪和国民党官僚资本遗留下来的汽车修配工业；了解了原宋子文集团设立的“中国汽车公司”设在株洲、凭祥、重庆等地的工厂和人员的下落，找到资源委员会委托美国Reo汽车公司制作的五卷建设汽车厂的设计；也在昆明山洞里发现了资委会买的美国Sterling公司的汽车图纸。为寻找建厂地址，我们看过北京、石家庄、太原、西安、宝鸡、武汉、株洲等地，并在京西石景山附近的衙门口做了地质钻探。第二方面的工作是集结和培养技术骨干。中国要建设汽车工业的喜讯迅速传遍全国。北京、上海、其他各地的工程技术人员纷纷要求调来汽车筹备组；从国外归来了留学生；筹备组并且和京津的几所大学联合举办了高年级学生的下厂实习，为汽车工业培训了一批技术干部。为容纳和培养这些人员，在南池子建设了一个千余平方米的实验室。这个南池子实验室后来发展成为汽车研究所，迁到长春。

在解放战争期间，美国有一批援蒋物资存在上海，其中有1835台机器设备。1950年年中，把这些设备分配给需要的单位。汽车筹备组也分到若干设备、样本和仪器。有一套格里申16号等螺旋伞齿轮加工机床，分得后就放在南池子实验室，由工程师杨南生同志带上李龙天、张学孟等青年学生和从上海虬江机器厂（后改为上海机床厂）调来的八级老师傅蔡继常，研究掌握齿轮技术。这个组后来曾迁入长春636厂和西安大路的四联，最后迁入底盘工厂，成为中国汽车齿轮行业的第一个技术核心。

1950年12月2日，由沃罗涅斯基和基涅谢夫二人组成的汽车厂设计专家组来到北京。他们是根据毛主席与斯大林同志签订的协议来中国援建汽车厂的。据他们说，苏联汽车工业部向他们交代，建设目标是：年产三万辆吉斯150货车的完整汽车厂，苏联承担成套设备交付。他们并详细介绍了工厂的内容。从这时起，转入具体建设第一汽车厂的准备阶段。

1951年1月18日晚，中财委由陈云同志主持会议，听取重工业部关于建设汽车厂的汇报。参加者还有陈郁、滕代远等四五位部长。由刘鼎副部长和我作汇报。最后，陈云同志作出决定：建设目标同意苏方的意见；厂址定在东北，在四平至长春之间选择；建设开始期定为1953年，一次建成；协作配套问题由有关部门解决。会后由重工业部起草了决定文件，由中财委下达。(www.xing528.com)

会后，根据胡亮同志去东北预选厂址的结果，汽车筹备组与专家们研究，初步决定以长春为主要目标。春节前，我陪同专家去长春，市里由建设局局长宋均出面与我们联系。当时长春市的战争破坏尚未恢复，全市只有两辆吉普，全部提供给我们使用。我们看了铁路西边，发现地势很好，空旷，有几十万平方米的破损的楼房，道路、上下水、供电条件都好，只是当时有一个军事仓库占据了大片面积，名称叫“饮河部队”。专家们看了回来，晚上在地图上摆了两个方案，第二天又去看过，认为可以定下一个，很满意。原来胡亮同志选过的市南一片空地上的另一厂址就不看了。我与宋均同志谈定，于1951年2月22日交换了协议，就和专家回京。

厂址一定下来，马上联系请“饮河部队”搬家，并组织力量进行测量和地质勘探。派遣了胡云方等一批同志作为先遣队伍去长春主持工作。按照专家提出的要求，着手收集各种设计资料。专家们于初夏才回莫斯科去制作初步设计。

初步设计于1952年1月23日送到北京。留学苏联的陈祖涛同志同时回国。江泽民同志（时任汽车工业筹备组副主任，人们习惯地称为“老江泽民”）也在这时来筹备组工作。经过翻译、研究、审查，中财委于3月25日批准初步设计，并同意重工业部的意见：技术设计不再送北京批准，而由重工业部派代表去莫斯科，在驻苏联大使馆领导下办理此事。对于轮胎、滚珠轴承等配套厂，对于重工业部拟向苏联提出的事项，也都作了原则决定。

初步设计批准后，现场的建设准备工作和苏方的设计工作迅速开展。郭力同志去了长春，我和李刚、陈祖涛、潘承烈四人组成驻莫斯科订货代表小组，办理设计联络、设备分交、聘请专家、派送实习人员等事宜。重工业部给工厂起名为第一汽车制造厂，代号为652厂。

中央调来两万多人的施工队伍，包括建工部直属工程公司、安装公司、建筑五师和强大的施工机械队。宿舍的设计按苏联设计的统一规划由上海华东设计院承担。经过一年的准备，现场施工于1953年7月15日开始。

关于建厂进度，苏联设计专家组在审批初步设计时没有提出具体意见。重工业部的意见是四年建成，但觉得没有把握。我去苏联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与苏方协商一个共同的进度。当我与苏联汽车工业部对外联络司司长古谢夫谈此事时，他表示，苏联最高领导人十分重视援建中国汽车厂一事，重大问题都亲自过问，他们的工作是按三年建成安排的。他希望我们集中力量建设这个厂，把时间安排得与他们一致，并建议重工业部原考虑的在北京建汽车装配厂的事应予放弃。这件事关系重大，请示重工业部后，接到指示，等周总理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到莫斯科后，请代表团指示处理。

代表团到后，李富春同志听取了我的汇报，指定由宋劭文同志与苏方会谈。会谈后，代表团致电中央，建议接受苏方意见。1月份，我携带苏方建议的总进度表回国报告。根据代表团的建议和重工业部的报告，中央作出三年建成一汽的决定。这一决定开创了全国支援一汽建设的热火朝天的局面，大大地加快了工作速度。在此之前不久，饶斌同志从东北局调来一汽任厂长。他的到来也是促进一汽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

到1953年7月，在莫斯科办理的事已经大部就绪，而现场工作亟待展开，我于是回国，留下李刚同志继续工作。我的工作关系转到长春，把家搬去。由于长沈间铁路水害，耽搁了几天，我没有赶上7月15日的开工典礼。

从1953年7月15日破土动工，到1956年7月15日总装线上出第一批解放牌汽车，为期整整三年，如期完成中央下达的任务。这三年中，在长春的西南部汽车厂区内，不但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工作，而且进行了细致复杂的生产准备工作。这就使新建成的工厂能迅速投入生产，充分地发挥出国家投资的效益。这两项工作当时都是新事物，完成得这样好，应当归功于中央和各级领导决策的正确，也是现场几万名干部群众忘我劳动的成果。

从全国各地调来的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组成了各车间、处、室；对设计文件进行了翻译、学习、应用；作为甲方代表注视着每天都在变化的工地；验收每一台装好的设备；抓毛坯、工装、技术文件各方面的进度；等到新车间一建成，就调整、试车、出产品；每天早晨上班前还学习一小时。极大的工作热情浸透了汽车厂的每一寸土地。这是中国汽车工业创建时期的峥嵘岁月。

到1956年7月15日止，中国用引进技术和设备的办法，从无到有，成功地建设起自己的汽车工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当时给我们技术支援的，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人民。对此，我们是永志不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