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成功奠基156项工程

我国政府代表团是1952年8月15日晨5时离开北京的。

我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共5人：周恩来总理任团长，陈云副总理和李富春同志（当时任中财委副主任）任副团长，成员是张闻天同志（我国驻苏大使）和粟裕同志（当时任副总参谋长，代表军队方面）。

代表团还带了一批顾问，主要包括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和军队有关方面的负责人。这些顾问包括：宋劭文同志，他是中财委秘书长兼财经计划局局长；陈郁同志，他是燃料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同志，他原任东北工业部部长，东北工业部撤销后，任重工业部部长；汪道涵同志，原任华东工业部部长，调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由于需要从上海抽出技术力量支援“一五”计划建设，所以他参加了谈判；王诤同志，任军委通讯部部长兼邮电部副部长；刘亚楼同志，他是空军司令员；罗舜初同志，他是海军副司令员；邱创成同志，他是炮兵副司令员；雷英夫同志，他是军委作战局局长，30多岁，是军队顾问中最年轻的，曾当过总理的军事秘书；师哲同志，他是外交部政治秘书；等等。

代表团还有一批随员，包括：吕东、柴树藩、沈鸿、白杨、齐明、陈平、王世光、钱志道、李苏和我，等等。另外，代表团还带有一批翻译。

由于我们许多人是第一次出国，所以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在出国之前，我们集中学习了一段时间。8月13日，陈云同志把我们召集起来，对我们提出了有关纪律要求：一是不讲越过职权的话，不该讲的不要讲，该讲的也要先请示了以后再答复对方。二是在行动上，外出必须经过请示，批准后才可行动；如果要找人会客，必须有正式手续。三是在风俗习惯上，要入国问俗，按规矩办事。四是不能乱敬酒，不准喝醉酒。这主要是因为苏联人爱喝酒，而且一喝酒就要喝醉为止。五是外出坐车要听从苏联方面的安排。刘亚楼同志在苏联住的时间比较长、情况比较熟悉，我们的生活和一切活动都由他来安排，他经常给我们讲些注意事项。在准备出国时，国家给我们每个人都做了一套衣服，还做了夹大衣，发了皮帽子。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周恩来总理却没有做夹大衣，仍然穿着那件旧的、蓝色的夹大衣。

整个代表团共乘坐三架飞机。由于那时的飞机很小，一架飞机只能坐10—20人。当时张闻天同志已在莫斯科，周总理、陈云、李富春、粟裕四人分乘两架飞机，与其他顾问、随员坐在一起。

飞机从北京起飞后，途经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苏联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等机场，于17日下午6时半（莫斯科时间是刚过中午）到达莫斯科。在我们代表团经过的各个机场，苏联方面都做了精心的安排。为了保证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安全和顺利航行，他们要求每个机场在我政府代表团的飞机没有起飞前，其他客机不得起飞。在到达伊尔库茨克时，我们飞机停飞，我们看到有不少苏联旅客在机场休息，我们代表团中会俄语的同志就热情地同这些旅客打招呼，问他们：“你们的飞机什么时候起飞？”他们答道：“周恩来的飞机飞走以后，我们的飞机再起飞。”(www.xing528.com)

到达莫斯科后，周恩来总理在机场发表了热情的谈话，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奉毛泽东主席之命，来到莫斯科，我们感到非常荣幸。人们能够从事实上看得很清楚，我们这个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同盟，对于保障远东及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之后的三年时间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又由于苏联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援助，曾经不断地克服国内外的种种困难，业已在国家建设的各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周总理感谢苏联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所作的兄弟般的大公无私的援助。他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这次来到莫斯科，是为了继续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并商谈各种有关问题。

周恩来总理没有同我们住在一起，张闻天同志是驻苏大使，住在大使馆。陈云副总理、李富春主任和粟裕副总参谋长同我们大家一起，都下榻在莫斯科著名的苏维埃旅馆。在这里，我们一住就是10个月。说来非常巧，1988年我到苏联访问，在莫斯科仍住在这个旅馆，感触很深。

到莫斯科后，代表团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第二天（18日），团里要求大家一律不准外出，在旅馆认真准备材料。我们用了一整天的时间，认真核对计划草案译文，接着，听取了1952年初派到莫斯科学习的丁丹等同志的汇报。20日，苏联报纸发表了苏联第五个五年计划大纲草案，准备提交苏共第十九次党代会讨论通过。我们代表团此次去苏联的目的，就是要谈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请苏联帮助设计和援助的项目。所以，为了使我国的五年计划同苏联的第五个五年计划大纲相衔接，我们开始学习和讨论苏联的五年计划大纲草案。

8月20日，斯大林同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会谈。21日，苏联报纸纷纷报道了周总理同斯大林会谈的消息。周总理、陈云同志在苏联逗留了一段时间，同斯大林举行了两次会谈，并发表了中苏双方谈判的公报。公报指出，在谈判过程中，讨论了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两国关系的重要政治与经济问题。谈判是在友好的互相谅解和诚恳之气氛中进行的。这次谈判证明了双方都决心努力使两国之间的友好与合作进一步巩固与发展，同时用一切办法维护和巩固和平与国际安全。在这两次会见中，双方达成协议，即苏联政府在1952年底以前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铁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我国政府，且完全归我国所有。

由于我们到莫斯科时，正赶上苏联全力准备召开苏共第十九次党代会（我们到达时，距苏共第十九次党代会召开仅有40多天，苏共第十九次党代会是10月5日召开的），苏联方面顾不上研究我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所以，周总理、陈云、粟裕同志和一部分顾问、随员于9月22日离开莫斯科回国。富春同志和我们留下来继续做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