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志凯指出，156项重点建设项目积累的经验与教训是丰富的，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关于企业建设的一些基本经验是：第一，经济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1951—1955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制订期间，计划的制订者抱着审慎的、高度负责的精神，在统计基础薄弱、信息交流不便的条件下，反复修订所规定的各项指标以及每个项目的年度计划，使各项计划指标基本上和当时的人力、物力、财力相适应。在地质资料缺乏、设计能力严重不足、成套设备完全依赖进口、技术施工力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156项建设项目的确立，也经历了1950—1955年的多次调查、协商与修订。因而在具体执行中，取得了较好的结果。第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才能在困境中得到发展的力量源泉。新中国成立初期，不仅物资条件恶劣，而且管理技术人员奇缺，管理水平与技术水平都不高。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够战胜重重困难，建设前人从未做过的大工业，需要广大职工的自觉和觉悟，经济建设的力量来自广大职工高度的责任感与创造性地发挥积极性。在劳动竞赛、比学先进的活动中，涌现出一大批以厂为家、以工地为家，有着无私奉献精神、勤奋工作的英雄模范。广大职工以他们为榜样，努力学习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自觉节约材料，降低成本。这种主人翁的精神，是156项建设获得成功的重要保证。第三，重点建设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财力方面，国家将“一五”时期财政总收入的19.1%集中使用于重点工程建设。在物资方面，国家采取集中管理的办法，将70%—90%的钢材、水泥、木材等重要的物资优先供应重点工程建设。在人才方面，国家从各条战线抽调上万名优秀干部，充实加强工业部门和重点企业的领导，同时通过动员工程技术人员专业对口归队和组织短期培训、轮训、出国学习等方式，以及从高等学校培养等途径，来壮大工程技术人员队伍，从而使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工业化建设取得了较好的效益。第四，艰苦创业的精神要长期坚持。在156项建设过程中，对于国家的大量投资，建设者们注意精打细算、周密安排。为了用有限的资金办更多的事，为国家节约资金，建设者们开展了全面的、经常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大力提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而再再而三地同各种铺张浪费现象作斗争。在财力、物力十分紧张的条件下，尽力压缩非生产性建设，削减可建又可不建的项目，保证重点工程的建设。在重点工程建设中，努力加强计划、设计、管理、核算、验收等工作，尽可能降低工程造价，从而为国家节约了大量投资。第五，正确处理国外援助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由于汲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正确处理了学习外国先进技术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我国方能全面完成156项建设。第六，在以计划为主配置资源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市场的作用。“一五”时期是新中国经济建设最好的时期之一。在这一时期，我们正处在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过渡的时期，市场、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尚未完全排斥，“一五”计划还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市场的作用。
存在的问题是：第一，部分项目布局和选址不够合理。第二，在三门峡水库修建过程中盲目放弃中国水利专家的正确意见。第三，国防工业比重较大，对轻工业和支援农业的工业投资不足。第四，未将技术改造与技术进步上升到提高竞争力的地位加以重视。[137]
董志凯认为，历史地、辩证地、全面地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创阶段——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2—1957年）——工业基本建设的较高经济效益，中肯地分析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原因，同时正视理论认识和体制方面的片面性、缺陷所带来的影响，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深化改革，都必将有所裨益。[138](www.xing528.com)
董志凯还指出，20世纪50年代，中国内地基本建设投资的前提是：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均产值低；资金紧缺，但资产相对集中；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中国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方针。通过对中国经济建设投资的产业结构、区域布局、项目结构、主体结构的分析，可以得到几点启示：投资管理体制的变化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建设规模不能超过国力许可的范围，急于求成必将适得其反；综合平衡应从短线出发。[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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