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2014版负面清单将法理依据从2013年的“外商投资法律法规”拓展到了2014年的“有关法律法规”，并将外商投资企业的变更也纳入了负面清单的管理范围，并保留了兜底条款和参照条款，但是在涉及的具体内容等方面，2014版的负面清单依然存在很多有待进一步提升的内容，主要涉及三点：
一是投资的内涵仍然过于狭窄。从现行的国际规则来看，从种类上讲，国际投资包括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两种类别，涉及投资设立企业、参股、债券、期货、合同（交钥匙、特许、建设、管理）、授权、知识产权、财产权利（租赁、抵押、质押）等八种投资形式，还涉及投资者的相关权利等内容。从时间跨度上讲，国际投资应当包括准入前的设立、获取和扩大阶段和准入后的国民待遇阶段。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虽然2014版的负面清单将企业的变更纳入了管理的范畴，且即使“变更”两字真的意味着包括了“外资企业的设立、获取和扩大等阶段”[4]，我国现行负面清单的投资内涵依然过于狭窄，仍然未将准入后的国民待遇，以及各类间接投资包括在内，相关准入和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仍然有待进一步梳理和明确。
二是不符措施的范围过于狭窄。现行的负面清单仅仅涉及国民待遇方面，对国际上通行的最惠国待遇、业绩要求、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国籍构成，甚至是地方要求、许可证限制、商业存在等方面的不符措施都未涉及。过于狭窄的覆盖范围不仅使得保护效果降低，而且也不符合国际上通行的透明度原则的要求。(www.xing528.com)
三是产业门类的分类方式与国际通行标准存在一定差异，而产业门类的涵盖范围也嫌狭窄，且未就敏感性行业、新兴行业的问题作出规定。我国目前的负面清单采取的方式是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及代码》（2011年版）来进行分类编制的，包括18个行业门类。S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T国际组织2个行业门类不适用负面清单。而且目前我国采用的基本都是2位或者3位编码，即国民经济大类或者中类行业，这与国际上通行的投资分类采取2位编码，基本按照WTO《服务部门分类列表的文件》（将服务贸易部门划分为12大类155各自部门）的分类方式进行编制的惯例存在一定的差距。此外，2013和2014两版负面清单都只是对现有行业的不符措施进行了罗列，并未考虑敏感性行业和新兴行业未知不符措施的问题，这样不利于未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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