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以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此后，中国于19世纪后半期创建新式工业。当时，西方拼命向中国推销纺织品和鸦片，而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的是如洋务派所说的“机船矿路”。“机”主要指兵器，“船”主要指战船，“矿”主要指煤矿，“路”指铁路。为了制造“机”“船”、修筑铁路，钢铁生产的重要性就突出出来。这些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都是追赶时代的。然而，它们是一些投资高昂的产业，其中除了铁路，大部分是资本主义国家商品输出的项目。因此外国资本不肯在中国设置机械制造、钢铁冶炼等厂矿；中国的私人资本则功力不足；官办企业又管理混乱、风气腐败，不能正常生产；及至20世纪初叶，“机船矿路”建设归于失败。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一百年间，中国战乱不断。虽有志士仁人的不懈追求，但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的工业尚未形成规模和体系。近代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仅占17%。[1]工厂规模很小，纺织和饮食烟草业的产值占了工业产值的58.4%，能源、原材料和机械工业（重工业）产值比重很低，1933年仅占工业产值的23%左右。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工业受到摧残，战争对重工业的破坏比对轻工业和农业的破坏更为严重。1949年重工业产值比战前降低约70%[2]，明显成为“比较劣势”。国民党官僚资本在大后方开办了一些兵器制造、修理厂，规模和技术水平有限。成渝铁路则自清末筹建至国民党时代终结近50年都没有建成。
由于基础工业和设施对于近现代化十分要紧，而发展起来又屡遭挫折，无数志士奋斗不息，矢志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攻克这一难题。代表人物如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立志修5万公里铁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袖毛泽东等决心建设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此提供了新的契机。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例如矿业、钢铁工业、动力工业、机械制造业、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同时，应恢复和增加纺织业及其他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轻工业的生产，以供应人民日常消费的需要。必须迅速恢复并逐步增建铁路和公路，疏浚河流，推广水运，改善并发展邮政和电信事业，有计划有步骤地建造各种交通工具和创办民用航空。在这个曾经起过临时宪法作用的纲领性文件中，把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作为奋斗目标，把恢复和发展重工业、发展交通等基础设施作为建设重点。这与近百年前的“机船矿路”追求何其相似！这种选择来自对国情和对中国工业化途径的一种共识，其中有继承也有发展。
由于兴建这些基础工业投资多、周期长、资金回流慢，所以建设起来困难重重。外国资本不肯建，中国私人资本建不起。195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不含港、澳、台地区）为679亿元，按1952年底总人口数5.7亿计算，人均仅119元，按当时的比价，约合30多美元[3]。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单户农民维持最低生活水平之后很少有剩余。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资金也很分散，在私营工商业最发达的上海市，工业企业1950年户均流动资产10.7万元；商业企业户均自有资金2.38万元。[4]要建设平均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重工业企业，私人财力可谓杯水车薪。在物资与技术力量匮乏的背景下，国际环境又相当恶劣。194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美国政府即宣布“美国不应给共产党中国以官方的经济援助，也不应鼓励私人在共产党中国投资”[5]，并将中国列入巴黎统筹委员会管制的国家之中。[6]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操纵联合国，进一步全面升级对华经济封锁。(www.xing528.com)
面对国内外巨大压力，中国选择了集中财力、物力优先发展重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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