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时代背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时代主题的转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时代的产物。首先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任何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以某个时代特征为基础和条件的，特别是一些对推动人类历史发展有深远意义的理论，都是在时代激变的条件下产生的。从马克思到列宁再到毛泽东、邓小平，这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再到西方一些很有影响的学者，如亚当·斯密、凯恩斯、萨米尔森等，他们的理论之所以能取得重大的影响，都是因为他们解答了自身所处的时代的发展诉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于国际局势的理解与判断正确与否，对党的路线和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影响极大。只有对自身所处的时代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与把握，我们党才能拥有制定正确的发展目标和作出正确战略部署的先决条件。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兴起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要去回应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课题呢？这要从时代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去一一探寻。邓小平面对世界发展的大势，作出了人类发展的时代主题已经转换的科学论断，“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2]邓小平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并以这一理论来阐释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首先，第三世界国家刚刚摆脱殖民半殖民的状态，它们第一次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它们面临的首要任务便是发展经济，提高国民生活水平，进而获得经济独立，而这些目标是无法在战争中实现的，所以它们最希望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其次，第二世界的国家本来是有所积累的，但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人民生命财产损失严重，因此他们也非常不愿再次陷入战争，普遍存在着反战心理。再次，对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来讲，其国内民众不但均受两次世界大战之累，战争也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加上核武器等因素，两国政府也不敢轻易发动战争。综上所述，邓小平认为“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3]总的国际形势表明，世界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是具有极大可能的，战争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时代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也伴随着巨大的考验。邓小平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4]邓小平高瞻远瞩，敏锐地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并以全局性的、世界性的眼光来观察和思考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指出了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个时代的趋势。这就为我们党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对外开放以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扫清了道路，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也为我们党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中冷静思考，沉着应对，抓住机遇，发展自身，提供了明确的方针指引。

2.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人类的生活因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而得到极大改变，科技的发展状况对于今天的社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原本存在的发展差距也被科技的发展再次拉大。纵观历史，当第二次科技革命在发达国家如火如荼地迅速推进的时候，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不能不遗憾地说是错失了宝贵的发展机遇；而日本等国则抓住这一机遇，迅速崛起，这使得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急剧增加。由于信息不对等、交流不通畅以及体制本身的僵化，中国未能及时而准确地了解到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状况。在我们还执着于传统工业产业的发展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利用科技的发展完成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不仅使生产力大幅度提升，同时还占据了巨大的发展优势。历史发展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每次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都没有抓住机遇，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那么它就会被时代远远地抛到后面，并最终走向灭亡。错失一次机会，尚且还可以迎头赶上，但次次错失先机，则必定要走向败亡。毛泽东早已意识到这一点，他说：“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5]邓小平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十分敏锐地关注着现代科技革命面临的问题，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的革命是最根本的革命”的崭新的理论概括，并提出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

新科技革命的时代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它带给世界各国最大的冲击就是：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其国家之间竞争的领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传统的、单纯的军事政治领域的竞争与对抗而转变为了科技与经济等领域的综合国力之争，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如何应对这种转变，赢得这场挑战”便是应当最先要解决的问题。历史和实践经验证明，传统的苏联模式在面对这种新时代背景下的竞争领域的转变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存在严重的缺陷。新的时代发展本身就要求我们必须要有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理论来应对这种时代发展的新挑战，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是对这一新时代课题的回应，也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3.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总结

二十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发生了三次危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这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根据，也是对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总结。

（1）“文化大革命”(www.xing528.com)

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以及人民遭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我们的国民经济一直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也因此产生了严重的危机。邓小平在“文革”期间被下放到江西省的新建县，从自己住的那栋小楼到工作的工厂，他在那条小路上走了三年，思考了三年：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搞社会主义搞了这么多年，如今的局面到底哪里出了错？社会主义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怎样才能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惨痛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多次指出，改革开放的理论，就是同不断地总结“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惨痛历史教训联系在一起的。1986年9月2日，他对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说，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因为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1988年6月3日，在会见参加“90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的代表时，邓小平十分具体明确地指出，我们从1957年以后耽误了20年，20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如此广泛而深刻，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特别惨痛和深刻，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给我们带来了理论思想上的升华和蜕变。1988年9月5日，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邓小平发表了主题为《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的谈话。他指出：“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国人民和全党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做比较，‘文化大革命’成了我们的‘财富’^[6]。”

（2）苏东剧变

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之交的苏东剧变，是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以来最严重、最深刻的危机，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一个极具变化的转折点，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和形成。伴随着苏东剧变的出现，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大失败、大崩溃的时代已经来临，社会主义国家会一个个地倒下去，就像“多米诺骨牌”那样传播和扩散下去，中国也不能幸免。面对这种极其严峻的挑战，当时提出的问题之一便是中国应向何处去。那时候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条道路，或者说有三种选择。第一条就是走苏联演变的道路，即社会主义不行，就直接改换门庭，全面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第二条就是退回原点，回到“大跃进”前，重新开始组织社会生产；第三条道路则是继续改革开放，在走出传统计划经济僵化模式的同时，依然继续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多次鲜明而坚定地表明了这样一个态度，就是不论国际上发生多么大的风波，中国也依然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确立了中国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方略。他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我们选择了第三条路，就是继续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历史的发展以及中国所取得的巨大进步证明了选择这条道路是正确的。

任何事业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社会主义在其发展中所遭遇的这样一些挫折，不但没有使得社会主义被全盘否定，反而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所以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总结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而升华出来的。

4.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实践出真知，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充实和发展，反过来又接受实践的检验，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关键在于不断地总结经验”^[7]。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一种崭新的实践模式，既是人民群众生机勃勃的伟大创造，也是我们民族共同体的众望所归，同时也是理论发展的不竭的源泉。邓小平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浪尖，热情地保护和支持人民群众的这种创造热情，鼓励和引导人民群众的无限的创造力。他领导全党，既从总结群众实践的成功经验中，也从总结工作的某些失误教训中，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规律，把经验升华为理论，从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综上所述，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国情又面向世界全局，总结历史经验又正视现实、放眼未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国情和全世界的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在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和逐步发展起来的。邓小平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工程师、总设计师。习近平指出：“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遗产，就是他带领党和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