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适合的社会主义道路：以苏为鉴，探索成果

1.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思想

（1）《论十大关系》的形成过程及主要内容

《论十大关系》是中国共产党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开端。1956年4月、5月，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总结了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同时强调要以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3]这表明我国探索适合自己国家国情的自主发展道路的开始。

《论十大关系》报告确定了“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4]的基本方针，以期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服务。报告指出，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重点要把握好十大关系，内容涉及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领域。“十大关系”中的前五条主要围绕经济问题展开，把调动经济领域中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作为着眼点。立足我国实际情况，分析了农、轻重工业之间的关系，沿海与内地的工业之间的关系，经济与国防建设之间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之间的关系，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这五方面内容，涉及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并初步形成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方针、新思路。后五条围绕汉族与少数民族、党与非党、革命和反革命、是与非、中国与外国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深入分析，并系统探讨了在政治与思想文化生活中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的问题。

（2）毛泽东关于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关系的思想

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之间的矛盾不仅是统一的，而且是斗争的。这里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包括党内外因素、国内外因素及直接与间接因素。要正确认识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之间的关系，必须掌握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它们是既统一又斗争的关系，我们应立足社会主义实际建设需要，既要调动积极因素，又要尽力克服消极因素，并推动消极因素向积极因素转化。第二，善抓重点。要知道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积极因素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我们要重视对积极因素的把握，以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持续推进。第三，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我们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创造条件，以促使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同时防止积极因素逆转为消极因素。

（3）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5]毛泽东明确提出“党领导一切”的思想。

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党的八大强调，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加强对国家工作的监督；着手制定较为完备的法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1957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6]

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建设规律的问题。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7]他强调，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我国在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把实践作为立足点，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认识并利用客观规律，逐步克服实践的盲目性，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方针、政策。

2.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思想

（1）中国为什么提出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思想？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的鲜明标志是：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此时，国际国内形势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

从国际形势看，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以及会后开展的批判斯大林的运动，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巨大冲击，帝国主义者幸灾乐祸，并借此机会开展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与此同时，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以及这些国家照搬苏联模式带来的问题，将人民群众中早已蕴藏着的矛盾和不满带动起来，这就直接导致了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十月事件。毛泽东高度关注波兰和匈牙利的局势变化，于1956年11月2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针对波匈事件展开系列研究与讨论。他提出：“要根据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8]他于当年11月10日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再次强调：“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9]接下来，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了五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特别针对东欧问题进行研究讨论。同年12月29日的《人民日报》基于会议相关讨论结果，刊登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该文强调要正确区分、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对毛泽东关于斯大林问题引发后果的相关思考进行了具体阐释，给人们在“阶级斗争”的相关问题上以警示。

从国内形势看，人民内部矛盾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的半年时间内，全国有共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请愿。在农村，夏收以来不少地区接连发生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风潮。”^[10]

各级领导干部缺乏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及处理经验。大部分人以革命时期的经验为基本遵循，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采取类似于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结果进一步激化了矛盾。这说明，当建设代替革命成为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时，我们要解决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的社会矛盾这一问题。

党和国家领导人总结社会主义建设五年来的经验教训，对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研究，立足于实践调研，推动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形成，特别是毛泽东所做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对这一学说进行了详细阐释。

（2）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

毛泽东指出，矛盾普遍存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了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11]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以往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首先，对于基本矛盾的性质进行分析。过去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一基本矛盾中存在对抗与冲突的性质，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则是建立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基本适应的条件下，是在与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相一致的基础上而形成的矛盾，具有非对抗的性质。其次，立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又相适应又相矛盾”这一特征进行分析。一方面建立了与社会主义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这一关系中又存在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最后，是基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解决途径的分析。上述提到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具有非对抗性的性质，所以“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12]。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党的八大明确指出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揭示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我国国内主要矛盾已经变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农业国的现实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间的矛盾。党中央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要把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而且各级党委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全党要积极学习科学、技术及新本领。(www.xing528.com)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毛泽东指出，我们面前有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矛盾。敌我矛盾指基于根本利益对立，广大人民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社会势力与社会集团间的矛盾，具有对抗性。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包括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13]等。总的来说，人民内部矛盾基于人民根本利益相一致，具有非对抗性。毛泽东指出：“许多人对于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分辨不清，容易混淆在一起。”^[14]与此同时，他也强调要特别注意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转化问题，这两类矛盾虽客观存在，但并非一成不变，通常人们对矛盾的不同处理方式会引起矛盾性质的变化。即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可能发生对抗，而矛盾的性质也可能由对抗性转为非对抗性。

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基本方法。他指出：“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15]“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16]专政方法指的是运用人民民主专政这个国家机器，对国家中存在的反抗、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敌对分子和犯罪分子依法治罪，并通过强迫其劳动尽量把他们改造为新人。民主方法指的是讨论、批评、说服教育的方法。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用民主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总方针。毛泽东依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对人民内部矛盾的不同表现形式提出了与之相应的方针、原则。比如：对于政治思想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要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及说服教育、讨论的方法；对于物质利益分配中的人民内部矛盾要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并注意协调各方利益；对于人民群众与政府机关之间的矛盾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克服政府机关官僚主义的同时注意加强群众思想教育；对于科学文化方面的矛盾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的矛盾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并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及党的领导；针对民族之间的矛盾要实行“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方针，反对大民族主义及地方民族主义，等等。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是立足我国基本国情与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学说，于实践维度它指明了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动力，于理论维度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为正确处理社会矛盾、创造良好社会环境及政治环境提供了理论依据，更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及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3.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

（1）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的提出

毛泽东于《论十大关系》中强调必须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农业三者之间的关系。“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发展什么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17]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于中国工业化道路中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三者间发展关系的问题，特别指出要走一条有别于苏联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他说：“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18]

（2）走工业化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19]可以看出，实现工业化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要意义，它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家工业化便已受到党的重视，那时提出的“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便是有力例证。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环境使得我国民族工商业遭到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难以获得较大发展。新中国的成立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独立自主的环境，为我国工业化的实现提供了政治保证。

（3）如何走中国工业化道路

一是处理好农、轻、重三者间的关系。当时生产力比较落后、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社会情况，决定了我国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必须把工业放在主导地位，把重工业作为建设重点，建立独立完整的经济工业体系与国防工业体系，但与此同时要兼顾农业与轻工业。“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只有农业发展了，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20]发展农业、轻工业，不仅有利于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同时有利于增加资金积累、扩大市场，巩固新中国的发展基础。为此，毛泽东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以及重工业、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沿海与内地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中小企业同时并举等的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工业化发展思路。

二是明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步骤。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是要将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强国。为此，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提出“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是要建成一个独立的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及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则是要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及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走在世界前列。

三是明确经济建设方针。党的八大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毛泽东强调在经济建设过程中要坚持统筹兼顾，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间的关系，生产两大部类间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积累和消费、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间的关系；在顾全大局、突出重点的同时做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综合平衡；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争取外援，引进资金和先进设备，学习先进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

四是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基础便在于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基于此，党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强调要实行科技发展战略。毛泽东强调要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21]刘少奇提出要贯彻“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一种是全日制的，一种是半日制的。在科学文化工作方面，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强调：“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挥，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22]，一味地利用行政手段去强行禁止将不利于科学与艺术的长远发展。

五是要重视有关知识分子的工作。知识分子在推进我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此，毛泽东强调要建设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周恩来也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们要善于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加强和改善党对知识分子与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使其充分发挥自身聪明才智，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六是要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提出要将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朱德提出要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济和集体经济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是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其主体，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

七是探索符合我国实际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毛泽东提出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的思想，他指出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要有计划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刘少奇主张社会主义经济应具有计划性、多样性和灵活性，并指出要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陈云提出要建立“适合我国情况和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的思想。另外，毛泽东提倡在经济建设过程中要做到“两参一改三结合”。邓小平提出整顿工业企业、加强改善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