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信仰者和传播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虽然，他当时的理论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阐述“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为什么需要马克思主义指导”这样的问题，但是从一开始他就强调，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更不能当作一种空喊的口号，而必须研究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以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
早在1919年8月，李大钊就在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通过《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初步阐述了自己的这个思想。他在文章中针对胡适提出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观点，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他认为，主义是不能不谈的，“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必须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同时，李大钊也不赞成那种空谈主义、理想的倾向，而是主张把主义与问题、理想与实用、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这是李大钊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思想的最初表述。
（参见《李大钊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1945年5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这些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www.xing528.com)
（参见《刘少奇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5页）
资源3：在革命和建设中都要坚持走自己的路
1956年4月4日在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最后一次修改稿的会议上，毛泽东说，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还说，这个问题，我在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我们过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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