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马克思独自登上了开往伦敦的轮船。因为没有钱,全家无法与他同行,加上燕妮又正处于妊娠的最后一个月。
可想而知,这次伦敦之行,马克思的心情更不好。他以前和恩格斯一道在英国的两次短暂旅行,英国并没有给他留下令人快慰的印象。英国人实用的、平稳的和忍耐的性格,和他好动和急躁的性格有些格格不入。另外马克思的英语还掌握得不太好,这就使他的活动大受限制,使他感到了某种依赖性。
尽管环境和条件对马克思有多方面的不利,可他一到英国,又立刻投入了政治斗争。他恢复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并重新组织了同盟的活动,与此同时,他进行关于筹办德文机关刊物的谈判,准备在这里创办《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这时欧洲大陆上到处都在迫害革命者,有一些革命者逃到英国来了。他们都是一小批一小批的,既没有钱,又不懂英语。来自欧洲各个国家的都有,既有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又有波兰人、法国人。在伦敦的德国人增加到300多人,基本上是工人和小手工业者。他们找工作往往碰壁。马克思和他的朋友,在他们本人受着穷困煎熬的同时,组织了一个伦敦救济委员会,做出了革命团体的好榜样。
马克思写出激动人心的号召书。他和同志们为了筹集必要的生活费用而整天奔波于伦敦的街头。
眼看怀孕的妻子带着三个孩子和琳蘅于9月15日就要到伦敦了,钱却几乎没有,而马克思更迫切的是还要解决个人的生存问题。
钱,这个既可爱又可恶的疯狂魔兽,一时以其光环炫耀于人,一时又以其“铜臭”被人厌弃。马克思不由得很不好意思地想起这之前给几位朋友写的“要钱”信。
6月7日,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谈了德、法两国形势的一些看法后,他简单、直率地向他提出:“你必须设法在什么地方给我弄些钱;你知道,我为了履行《新莱茵报》的义务已经把最近的收入用光了……”并在“给我弄些钱”的下面打上了着重号。
7月13日,马克思不得不写信给魏德迈说他全家在巴黎已一文不名。他问是否可以争取他关于普鲁东的书(《哲学的贫困》)出版二版得到一笔预支稿费,这本书还有一些在布鲁塞尔没有卖掉。他又补充一句:“我曾经给《新莱茵报》(这毕竟是党的企业)投资7000塔勒以上,因此,我认为我更加有权要求得到这种支援。”
马克思一时又责怪自己在经济上的无能,“妻子、儿女到伦敦来了怎么办?看着我的满脸鬓须能饱肚吗?”
于是,马克思在9月5日给诗人弗莱里格拉特写信: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我只给你写几行字,因为四五天来,我生了一种类似轻霍乱的病,感到非常软弱无力。
我的妻子来信,要我告诉你已收到你的信和所附的100法郎。你想想巴黎的警察多么卑鄙:他们连我的妻子也去打扰;她好不容易获准在巴黎待到9月15日,即我们所租房子到期的日子。
现在我确实处境困难。我的妻子临近产期,15日她又必须离开巴黎,我不知道到哪里去弄到必要的钱,使她能够动身并在这里安顿下来。(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我希望在这里办一个月刊;但是时间紧迫,而且头几个星期困难特别大。
燕妮来了。马克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她安排在一家贫困的工人家里寄宿,一面继续疲于奔命地四处奔走,以求找到一个较为方便点的住处(因为燕妮的产期已近)。最后他在简陋的切尔西街区的安德森街4号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住处。11月5日,燕妮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为亨利希·格维多。
这时马克思一家又面临着严酷无情的冬天。
一天,恩格斯拎着送给孩子的礼物找到了马克思位于伦敦的住宅。
经过一场血与火的战争洗劫,这位在战场上败下来的“副官”,穿着还是那样整齐,花格子西服、亮直的发路也显出其疲惫后的抖擞精神。
恩格斯明显地消瘦了,因为瘦,个子更显出其比粗犷、敦实的马克思高出许多。
“您是从哪里来的?”马克思急忙问。
“从意大利来。”
“怎么到意大利去了?”
暴动失败后,恩格斯逃到意大利,从意大利才跑到马克思身边来的。
恩格斯很担心地问:“您早就没有钱用了吧?”
马克思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燕妮的脸微微地红了,但在他面前用不着客气,客气反而觉得是侮辱了他。
恩格斯紧接着说:“走投无路的时候老头子才给了我一点钱,先拿着这一点。”连个数字也不说,恩格斯就把钱交给了琳蘅,他又说,“党和全人类劳动人民等着您的劳动,您只管做您的工作,相信我,钱是会有的!”
燕妮心中暗想,世界上再没有这样好的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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