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当局不但组织没收了《德法年鉴》在德国发行的部分,还下令:只要马克思、卢格和亨利希·海涅一踏上普鲁士国土便立即予以逮捕。
这时,胆小怕事的卢格被马克思的这个号召公开革命的刊物吓倒了,他无耻地撕毁了和马克思签订的出版合同,尽管他经济条件相当富裕,却拒绝付给马克思应得的工资,并提出要马克思把未售出的刊物拿出来作为他的经济补偿。
马克思的这个新家庭发生了经济危机。
困境中的燕妮对于马克思更加倍地爱、体贴、安慰,他们以童年的梦幻——永远在一起生活为最大的满足,熨平两位新人的心浪。
到了月底,马克思不得不拖欠女佣琳蘅的工资。这对马克思倒是个极大的痛苦,每当琳蘅走进房间的时候,他就很不自在,觉得脸在发烧。
“对不起,琳蘅,这个月的工资不能及时付给你。”马克思说这话时真不好意思看女佣一眼。
可她却连连说:“我们不谈这件事,不谈这件事,我现在不需要钱用,你用不着介意。”
琳蘅对马克思和燕妮怀着极大的尊敬。她是摩塞尔一个农民的女儿,自幼在燕妮的家里,与燕妮如亲姐妹一般,以至于她自愿追随这对相思7年的圣洁夫妇,过着流亡的生活,必要时她自然会想到放弃自己的那份工资。顽强、贤惠、聪敏、朴实的琳蘅有着井井有条的思想和节俭的美德,在极其艰苦的日子里,她也会调理出可口的菜肴端到桌子上来。她敬佩青年博士不倦的工作能力和过人的智慧,但也了解他急躁的癖性和其他一些缺点,她用女性特有的聪颖同他周旋,代他调理着经常遇到困难的家庭。
琳蘅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菜汤放到桌子上的时候,马克思总是说:“我们善良的琳蘅是懂得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处理一切的。几天来我们家里一文钱也没有了……”
当她见马克思显出一副难过的神色时,她知道他不是因为菜汤味道清淡的缘故,而是烟瘾难熬了。这时,琳蘅常常微笑着从围裙的口袋里掏出满把的雪茄烟放到主人面前的烟碟里。
琳蘅轻快地说:“看,我有雪茄烟。”
马克思很快就重新露出了愉快的笑容,他虽然知道自己口袋里分文没有,但还是满怀希望地到外衣口袋里去掏,又只好意味深长地耸耸肩,哑然地笑了:“琳蘅,不要忘了赊包烟呀!”
饭后,满屋子立即充满了烟雾,马克思又愉快地钻到了书堆里去,开始对这个社会主义思想中心——法国的革命历史研究起来,并伏案给在巴黎出版的《前进报》写文章。(www.xing528.com)
前面说了,《德法年鉴》编辑出版合同撕毁后,这对年轻人在家庭经济上第一次受困。后来,德国科隆的朋友为他们发起了募捐,很快给他们寄来了1000培勒和800法郎以补偿普鲁士没收的刊物的损失。这才使他们勉强摆脱了经济上的债务。
1844年4月30日,马克思和燕妮在巴黎的好友——著名诗人亨利希·海涅因《前进报》的事垂头丧气地来到家里。
燕妮已卧床两天了,这对新人热恋的第一颗种子不安分起来。她不能同他们谈话。
琳蘅这时会立刻代替燕妮去招待客人。
这时,无论是马克思还是他的朋友在家中苦恼,琳蘅都会搬出棋盘来,自告奋勇地向对方请战,痛痛快快地“杀”一场。
诗人在这种和谐的家庭氛围中愉快地离开了。
“时候到了,快去找助产婆!”琳蘅在客人离开后高兴地告诉马克思。
马克思极兴奋地抚摩着燕妮圆滚的大肚子贴耳倾听孩子的声音。他跳起来,拍着手说:“孩子在叫爸爸了!”
燕妮甜甜地笑着。
1844年5月1日,马克思家里又添了一个成员,小燕妮诞生了。这个小生命降临在家庭经济受困的非常时期。
正在这时,琳蘅站在厨房里束手无策,钱用完了,商人又不愿意对一个陌生的外国人赊销一点东西。但她却并不沮丧,她想到了自己的旅行袋,在她的换洗衣服下面还有几件从家乡带来的自己亲手绣制的纪念品:两种不同的绣花围裙。她细心地挑了一对送到当铺换了钱。
钱又换来了孩子的食品和主人的雪茄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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