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足的教育经费为教育设施、师资培养、课程开发、教育研究等提供财政保障，是一切教育活动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经费短缺是制约我国社区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公共经济学理论认为，产品分为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自萨缪尔森与马斯格瑞夫提出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特征以来，这一观点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可，成为对公共产品最经典的界定。公共产品的这一特征决定了其应该由公共部门即政府提供，因为政府本身就是负责公共产品生产的特殊部门。社区教育毋庸置疑是一种公共事业，但其与义务教育这种完全的公共产品又有着一定的区别，可把其视为准公共产品。因此，一方面，政府应是办好社区教育这种公共事业最大的责任主体，应不断加大政府的经费投入；另一方面，社区教育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及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够高及地区之间不平衡等特点决定了社区教育不能完全依靠政府的财政投入，而必须还要拓宽融资渠道，多元化地筹集资金。
首先，应加大政府对社区教育经费的投入。我国社区教育经费缺乏的首要原因在于政府投入太少。在世界发达国家的社区教育中，无一例外都是政府承担了大部分的经费。有人对美国1918-2003年的社区学院经费来源进行了统计研究，发现来自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经费投入共计占70%左右，而学费收入最多只占20%，其他如私人捐助、社区学院辅助服务收入（主要指社区学院向学生、教职工及社会公众提供有偿服务所获得的收入）等占11%左右。[64]在我国社区教育搞得较好的地方，政府也是经费投入的主体，如上海市规定社区教育按每人每年不少于6元的标准由政府拨付，在浙江有的地方已达到20多元。但在我国西部不少地区则连每人每年1元的标准也未达到，还有大多数地区根本没有开展社区教育，也就自然没有把社区教育经费列入财政预算。要改变这种情况，政府必须认识到自身的职责，切实承担起社区教育资金投入主体的责任，把社区教育费用列入财政预算中。在这其中，中央和省级财政要承担大部分的经费投入责任。当前我国政府财政投入不够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央及省级财政担负的责任太少，把主要的责任下放给县级财政。但我国的实际情况是，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50%左右，县乡仅为20%左右。[65]特别是在西部地区，农村人口比近64%，高于全国近8%个百分点，西部县级人均财力仅相当于西部省级的32.98%，西部市级的36.47%。[66]由于县级财政十分紧张，要靠它们自身解决好社区教育经费确实难以做到，当地政府不得不把有限的经费集中投入到国家重视程度更高的基础教育上去，社区教育的资金被最先牺牲掉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www.xing528.com)
在加大政府对社区教育投入的同时，还应建立健全多元化社区教育经费投入机制，这将更有利于使公共产品的需求与供给之间保持动态平衡。这些投入包括居民的学费收入、政府财政性融资、社区教育机构为本社区提供的有偿服务、私人及社会团体捐赠等。首先，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性融资，包括发行用于社区教育投入的专项国债以及设立政策性金融机构，为社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期限长、成本低的基本建设基金；鼓励股份制办学；促进银校合作和校企合作；完善居民融资；社区企业和基金会捐赠融资；采用发行社区学院债券或彩票等形式为社区教育筹措资金。[67]其次，要努力使社区内各社会团体、公私营企业、各个体认识到社区教育与自己息息相关，激发他们资助社区教育经费的积极性。社会团体捐助办学是发达国家的通例，而我国社区教育在这方面的收入极低，只占0.2%左右[68]，这说明我国不少人还没有认识到社区教育与自己的紧密联系。针对这种情况，政府一是要健全相应的教育捐赠的法律制度，如美国早就颁布过《莫里尔法案》，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这种筹资方式的合法性。二是要建立健全社区教育资金的监督管理机制，使社会捐赠的每一分钱都科学地用在当地的社区教育发展上。三是要健全相应的税收制度，出台相应的减税、免税等优惠政策，充分利用政策导向调动社会各界捐助社区教育的积极性。再次，社区教育机构可以通过向本社区提供一些有偿服务（如向社会销售参考资料、提供休闲娱乐设施等）来筹集一定量的资金。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居民的学费已占到整个社区学院经费来源的40%左右[69]，因此，不但不能增加这部分收入，还应逐渐减少居民学费，以体现社区教育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具体而言，社区扫盲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实用技术培训、文化教育等方面费用绝大部分应由政府提供，一些学历教育项目，如自学考试等，可由学习者承担少量的费用，同时，政府应以发放补贴、优惠贷款、减税免税等方式减少学习者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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