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区教育的产生与社会政治民主化有着极大的关系，社区教育是社会民主政治推进的产物。不管东方还是西方，在古代社会，处于专制政治下的公民没有被赋予民主权，突出表现为没有多少参与权，民众当然也就不可能产生更多的平等意识和参与意识。与之相应的，古代社会的人们虽然在一起居住，虽然也有一些类似社区教育的活动，但那些活动很多时候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发起和统一组织的，民众只是被动地接受教育。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近代以来，社会政治民主化程度不断提高，人们的民主权利不断扩大，民主平等意识不断得以确立，自主参与居住地区一切事务的意识也越来越强烈。在1955年联合国提出的社区发展的十项原则中，社区参与被作为了一项重要原则。在此后各国的相关文件中都强调了社区发展中的社区居民参与问题，实际上也就是社区发展中的民主性问题。在中国，社区教育之所以起步晚，到今天不少人还不熟悉，是因为我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实行封建大一统的专制政治，即使有一些带有社区教育色彩的教育形式，如私学、社学等，也是出于满足统治者教化民众、稳固统治的需要，属于自上而下式的“官定”甚至“钦定”的性质，民众几乎没有参与决策和管理的权利。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这对稳固当时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作用，但是这种体制是以纵向垂直管理为主，造成本应是居民自治组织的居委会成为了街道办事处的下设分支机构，变成了政府的传声筒。在这种传统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下，社区一直没有得以发育，那些具有社区教育性质的活动大多是在街道办事处等政府机构的统一领导和安排下进行，这种传统的街道教育不能被称为现代社区教育，因为这种教育是靠行政指令自上而下来推进，居民没有被赋予自主参与的权利。改革开放后，国家放开了部分权利，鼓励社区自治，一些社区除了传统的社区居委会外，还成立了社区业主委员会、社区物业公司、社区议事会等等居民自主参与的机构，逐渐改变了社区事务不是由全体公民决定，而由上级行政机关决定的局面，我国当代社区教育也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得以产生。
由上述社区教育产生及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真正的社区教育是近代以来伴随着政治民主化才产生的，因此，民主性应该是现代社区教育的本质属性。这一本质属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1）社区所有居民都有参与社区教育的权利。民主首先是一个“赋权”的过程，即参与者要被赋予自觉自愿参与组织或活动的权利，这种参与不是某些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进行的小范围的参与，而是全体居民的参与。[9]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重要表现，也可以说是民主政治的核心。社区所有居民都有参与社区教育的权利的核心内涵有二：其一，在现代社区教育中，公民首先要有自愿参与和组织社区教育活动的权利，而不能只是被动接受上级领导组织的安排，即现代社区教育应该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众自主性的活动，公民不但要有权力参与社区教育的具体活动，而且还要有权力参与社区教育的决策与管理。其二，在现代社区教育中，所有社区居民享有同等的参与权。如果说前者是从质上去规定社区教育的民主性的话，这一点就是从量上去规定社区教育的民主性。（2）建立了社区教育的民主管理体制和机制，广大居民成为社区教育的主体。如日本早在1949年颁布的《社会教育法》中就明确了社会教育（日本以社会教育这一概念代替社区教育）的本质是“能够在任何时候、利用任何场所开展与自己生活相符的文化教养活动”的“自我教育”活动，社会教育行政的职责在于“创建环境”，对社会教育团体进行专门的技术性的指导，而非监督或命令；组建由市民、团体推荐的能够反映民意的机构——社会教育委员会及公民馆运营委员会。[10]而在美国，如前所述，社区学院由来自当地各界人士组成的董事会管理。我国社区教育的主要管理机构是各地的社区教育委员会，也由来自社会各界的人组成，不过，目前这一管理机构还带有较强的官方机构的色彩，表现为其主要构成人员及负责人是当地社区的各部门官员。对这个问题我们应一分为二地看：一方面，这种情况是受我国集权式的文化和政治传统所影响而形成，说明我国的社区教育还需要加强民主性建设；另一方面，在我国现阶段，以政府为主导的社区教育管理体制其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没有政府的财力和人力支持，社区教育很难开展。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模式必定会向着以社区居民广泛自主参与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模式发展。（3）广大居民对社区教育具有较强的自主参与意识。即居民应有较强的社区意识，真正树立了较强的主人翁意识，特别是要有较强的主体意识，即要把自己当成社区教育的主体而不是客体，主动自觉地组织和参与社区中的各项教育活动。这是我国当前社区教育中尤其欠缺的。(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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