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危机：寻根于日常语言和文学语言

在西方，知识人中有所谓“言必称希腊”的说法；在中国，儒家则要“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这都可以看成是一种自我确证。它所反映的是一种文化认同感：如果我是一个西方人，我讲我的文明历史肯定从《圣经》之上帝或者希腊城邦守护神雅典娜女神开始。女神庇护下的雅典城邦出了众多伟大的文学家、哲学家、智者，如苏格拉底、柏拉图、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我们可以说我们的一切思想成果都是从古希腊开始的。“言必称希腊”实质上表现了西方文明人的一种自我认同，可以说是一种文化上的认祖归宗，其目的就是通过自我身份的确认找到自豪和自满的力量。同样如此，中国儒家文化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也一样是给自己的文化找血脉之来源。这也是一种寻根。这种寻根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文学艺术中。我国学界最大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996年5月正式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也是一种文化寻根，其目的就是要把我们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用科学的、严谨的、确凿的年代排序下来，就是要使中国文明能够和其他三大古文明并驾齐驱，从而寻找我们民族的自信心。这样一种把自己的文化追溯到一个光荣的祖先时代的文化寻根，是远古以来每个文明和每个社会都要做的。现今世界所谓原始的澳洲原住民虽然有些部落的生产水平尚处于旧石器时代，但他们的神话中同样追寻一个光辉灿烂的先祖时代——梦幻时代（the Dreaming）。在澳洲原住民看来，在他们的远古确实存在这样一个令后人向往不已的时代。

由此可见，人的这样一种寻根和追溯的要求几乎与人类历史一样长久。但各个社会寻根的方式和内容却有着不同特征：在狩猎社会，人类不种庄稼，主要靠狩猎和采集获取大地母亲天然提供的东西以维持生命，不用织衣服，就直接拿树叶取暖和遮羞，用道家的话说就是“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在狩猎和采集社会，人随着狩猎对象而迁移是必然的，人类并没有把自己的生存和特定的空间固定在一起。在游牧社会里也是如此。放牧牛羊的牧民们按照自然的变迁寻找最美好的水草，喂养自己的牛羊。在农业文明发明以前，这种寻根往往只是在时间上追溯自己的远祖。而到了农业社会，人们的生活被束缚于土地，农民不能离开他辛勤开垦、耕耘的、为他提供粮食给养的土地。人类开始用改造过的天然谷物种子，人工种植为自己生产口粮。这食物已不再是大地母亲天然赐予的。农业的发明就把人和特定的土地、空间联系起来。因而在文化寻根方面就突出表现在对植物的礼赞。如我们现在讲的“根”，英文是“Root”，汉语中是“根”，就是农业社会所赖以生存的植物的概念。虽然如前分析，有人把人类与大自然母亲接触的地方称为“脚后跟”，这“跟”还是从植物那儿类比来的。植物从地上拔起来露出根就难免枯萎和死亡，而安泰和阿喀琉斯们如果割断了与给他生命的母亲的联系，也只有死路一条。

其实，这样的根与跟的互喻，在农业社会一开始就形成了。当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以后，人们开始把植物生长的结构与自己的生活、生长联系起来。所谓春播、夏耘、秋收、冬藏，所谓春种秋实，这些有规律的活动都是农业社会提供给我们的。所以到了农业社会，根的意识超过了以往所有时代。与此同时，诸如“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屈原语）、“绿叶对根的情意”“落叶归根”“浪子回头思故乡”等话语，反映出农业社会要把人类束缚于土地而建构出来的一种归根心态。这种心态一旦建立起来，你就不能离开生你养你的那个地方。即使迫不得已离开，你也会想尽各种办法加以弥补。如孔子说的“父母在，不远游”之类。这样一些观念在中国这个数千年未曾中断过的农业文明的国度尤为明显。每逢清明节、重阳节，一些海外华侨都要来到黄帝陵前抓一把黄土带回去，这或许也能将其视为对故乡之思的诠释。工业社会促进了科技和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但另一方面却使得人类把1万年农业社会以来建立起的对土地、大自然的依赖情感也连根拔起。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导致了现今世界储存了足以在顷刻之间把地球60多亿人连同我们所赖以生存的星球全部夷为平地的高端武器。

人类由于忘本忘根，就像安泰离开地面一样，处于这样一个高危险的状态中，必须时刻提防这些“悬在头顶上的剑”。广岛、长崎的惨剧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但留在人们心目中的惨痛和恐怖是永远也无法忘却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小说中塑造的许多人物都留下了那场战争的记忆和阴影。再往前看，德国，那曾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国度。在19世纪，那里是思想的摇篮，是哲学家的故乡，出现了马克思、恩格斯、谢林、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叔本华、尼采这样一些世界闻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但在20世纪却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向人类挥舞屠刀的“疯子”。他是“疯子”吗？不，他这样做有其观念上的理由——种族主义。他从理性上就认为日耳曼人作为世界最优秀的人种应该统治这个世界。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但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这样一个极端理性的国度就控制不了这样一个“疯子”，甚至全民追随这个狂人，让他掌握至高权力呢？

把考察的视野从德国推向全球，环境问题似乎已经使整个人类走向了狂人！刚刚出炉的世界自然基金会《2004年地球生态报告》指出，人类每年的消耗量已经超出地球产出量的20%。我们所追逐的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大大透支了子孙后代的生存资源！人与生物圈、大自然的矛盾更是成为工业社会时代无法回避和解决的大问题，由环境导致的人类健康问题时刻在吞噬着今人的生命，也在提前吞噬着未来人的生命。今人的这种疯狂的追逐生产与消费之互动的所谓现代性时尚生活方式，其后果实际上相当于提前对后代人进行的整体性的屠杀！因为等他们降生到这个星球上时，已经没有充足的、纯净的空气和水资源了。今天的人类盲目追求的物质繁华所付出的代价，相当于把宇宙间唯一的生命摇篮——地球变成一个灭绝生命的毒气室，一个生态的奥斯威辛集中营！(www.xing528.com)

这不是耸人听闻。根据《2004年地球生态报告》的估算，人类的“生态足迹”，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增长了2.5倍。当今人类的平均生态足迹为：平均每个人使用了2.2公顷土地所能提供的自然资源。这是将地球的113亿公顷富有生命力的土地和海洋区域除以全球61亿人口计算得出的。然而，地球实际所能提供的资源限度是每个人1.8公顷，人均生态赤字达到0.4公顷。由于人类过度开发过度使用，导致湿地、草原、森林、海洋等良性生态区域面积减少，或者遭到不可恢复的破坏。^[7]

可以说，今天的人类看似非常强大，所向披靡，但其实也非常的脆弱。人类的历史已经一次次地告诉我们，人类的理性不是万能的。极度的理性和极度的疯狂之间有时仅仅一步之隔，或者说两者之间就是一张纸的两面，理性翻过脸来就成了疯狂。所以说，人类对于根的问题的反思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如果对未来抱着盲目的乐观，结果就会像俄狄浦斯一样陷入危机而不能自觉，更无法自拔。我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他的发展是有最大限度的。就像俄狄浦斯的智慧永远也超不出神的智慧一样，人类来自自然，永远也不要想凌驾于自然之上。

事实胜于雄辩。“悬在人类头顶上的剑”时刻在提醒着：谁也无法肯定地说300年来的这种飞速发展就是合理的，就能把人类引向美好的未来。如今已经不能不思考：人类如果不走这条路，有没有其他更好的路可走？“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这句莎士比亚放在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口中的名言，今日可以用来反思整个人类文明的存亡问题。一位美国人类学者威泽福德曾写了一本书——《Savages and Civilization：Who will Survive？》翻译成中文就是：《文明人与野蛮人：谁将存活？》，这个题目即对文明进行了反思和警醒。威泽福德要质询和探讨的就是：对今天60亿人生活在一个拥挤的星球上的这种情况，采取哪一种生存方式更符合人类未来的理想。从这本书中，可以清楚地意识到所谓文化寻根就是重新寻找人类未来“survive”（存活）的希望。而在今天，西方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和非西方的民间知识分子看到了世界的能源危机和生态污染，感受到了悬在头上的剑，也意识到了大地母亲由于300年来工业化的破坏而百孔千疮，不堪重负。因而他们提出“重新向原始人学习”的口号，以求在原始社会这面镜子中寻找未来通往伊甸园的一线希望。这，正是当年高更以艺术家眼光看到的那种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