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的比喻从假想中的生物的认祖归宗现象出发来类推人类的习性。笔者曾经把这种类比认同的自觉寻根意识解说成在农耕文化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得到强化的心理情结，或者是由大自然的季节性周期变异而得到启迪的一种向往“永恒回归”的执着的思想倾向：
在占进化历史99%的狩猎采集时代，人与禽兽相周旋，过着飞土逐肉的生活，居无定所，尚无家园、故土一类的意识，更不会有落叶归根之类的观念……只有农业这种产食模式的发明把人的生存同土地紧密地联结为一体，发展出定居的文化形态——村落乃至市镇、城邦……建立在地缘意识基础上的种种价值观念由此应运而生，如家园之恋、故土之思、邻里乡党、宗庙社稷、籍贯祖坟等等。[8]
就现代社会而言，大多数的文学艺术家和人文知识分子，相对于科技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更倾向于成为坚定的文化寻根派。在现代学术史上，除了比较宗教学家艾利亚德的名著《永恒回归的神话》之外，对精神的寻根做出专题性哲学论述的，有法国思想家西蒙娜·薇依的《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一书。如果不拘泥于字面上的说法，而是考察思想的实质，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就可以理解为当代寻根精神的最大体现。他曾经充满忧虑地警告世人，构成现代性之动力的科学技术力量正在把我们人类从这个大地上“连根拔起”。[9]这种“拔根”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海德格尔在《诗人何为》中结合对里尔克诗歌的阐述有过精当的说明：“技术统治之对象事物愈来愈快，愈来愈无顾忌，愈来愈完满地推行于地球，取代了昔日可见的世事所约定俗成的一切。技术的统治不仅把一切存在者设立为生产过程中可制造的东西，而且通过市场把生产的产品提供出来。人之人性和物之物性，都在贯穿意图的制造范围内分化为一个在市场上可计算出来的市场价值。这个市场不仅作为世界市场遍布全球，而且作为求意志的意志在存在的本质中进行买卖，并因此把一切存在者带入一种计算行为之中。”[10]人性的物化，马克思也曾视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但他坚信资本主义只是向理想的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阶段。因为有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解放，必然推动社会前行。到了海德格尔生活的核战争时代，对科技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技术同市场一样，都是像魔鬼一般给人性拔根的不可控力量。海德格尔不能再像歌德、马克思那样对未来持乐观预期了。
作为对存在哲学的回应，薇依也认识到人性拔根的危险和扎根的重要性。她说：“扎根（enracinement）也许是人类灵魂最重要也是最为人所忽视的一项需求。这是最难定义的事物之一。一个人通过真实、活跃且自然地参与某一集体的生存而拥有一个根，这集体生活生生地保持着一些过去的宝藏和对未来的预感。所谓自然地参与，指的就是由地点、出生、职业、周遭环境所自动带来的参与。每个人都需要拥有多重的根。每个人都需要，以他作为自然成员的环境为中介，接受其道德、理智、灵性生命的几乎全部内容。”[11]
薇依把拔根状态视为一种现代生存的疾病。她认为造成拔根状态的原因主要有两大方面：军事征服和侵略导致的传统中断，金钱和经济支配力量的冲击。就目前的发展态势看，这两方面的威胁在新世纪有增无减。拔根状态的加剧也必然激发更强烈的归根需求。这就给现代知识谱系中的社会心理学和精神医学，以及尼采意义上的文化治疗学，提供了充足的用武之地。艺术治疗或文学治疗命题的倡导，其实正表明文化寻根所具有的重新滋养的治疗学意义。[12]
薇依和海德格尔显然都是从个体的精神需要方面来发挥“根”的比喻的。在他们看来，人的“根”就是完整的人性。因而，现代社会的“拔根”状态，也就是人性的扭曲异化状态。从学术意义上看，文化寻根大潮虽然与个人的精神需求密切相关，但其文化的超个体向度负载着更丰富的知识内涵，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方面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引发了许多学科成见和历史成见的消解和再认识过程。对于原有学科和知识体系的反思、重新整合和重新认识评价，多少具有再启蒙的性质。
举例来说，西方社会中知识精英们的文化寻根，对于东方国家的社会文化具有重要参照和启示作用。它可以引导对各自传统的再发现和再认识。19、20世纪以来，随着全球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寻找民族国家文化源头的努力，此起彼伏。比如，古代印度人，由于印度教轮回时间观的制约而缺乏足够的历史意识，对印度文化的源头没有什么真切的认识。只有在西方的印欧比较语言学和比较神话学、比较宗教学兴盛起来以后，关于史前印欧文化（雅利安文化）移入和印度本土史前土著文化合流的双重根脉，才第一次为印度人所知晓。以这一新知为基础研究印度历史、语言、宗教、哲学的新局面才得以形成。(www.xing528.com)
再比如伊拉克，在西方考古学家的两河流域考古学大发现以前，并不知道自己国土的漫漫黄沙之下沉睡着的是足以让举世皆惊的人类最早文明城邦——苏美尔。苏美尔文明的再发现不仅给伊拉克的历史文化寻根带来极大的刺激，而且也改写了整个世界文明史，对古埃及文明的鼻祖老大地位提出了决定性的挑战。美国考古学家克拉莫尔的《历史始于苏美尔——人类有史以来的27项第一》[13]，就以考古实物为据，突出显示了5000年前苏美尔城邦文明所具有的文明之根的意义。苏美尔所发明和使用的楔形文字是人类最早的文字，一部世界文学史也就自然要以苏美尔文学为首章来开篇了。当代伊拉克人对古老的苏美尔文明的历史认同虽然未必有充足的人种学和系谱学依据，但是考古学这门学科在文化寻根方面的特殊作用却非常明确地展示给了世人。
虽然不属于考古学却具有“知识考古学”意义的，还有在20世纪中期勃然兴旺起来的口传文化研究。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在于，用文化寻根的眼光去穿透文明史的表象，在书面文化（文明）压制和遮蔽的背后，发现出更为悠久的口传文化。这方面的研究在20世纪末期出现了很令人振奋的成果，包括荷马史诗和《旧约》《新约》在内的早期文献，都被重新理解为口传文化的后代文本化产物。当年哲学家海德格尔要求现代思想者把目光重新定位在前苏格拉底的时代。无独有偶，作家博尔赫斯也要求人们关注希腊文字未能记录下来的东西。他写道：
毕达哥拉斯故意不留下书面的东西，那是因为他不愿意被任何书写的词语束缚住。毫无疑问，他肯定已经感受到“文字能致人死命，精神使人新生”这句而后在《圣经》中出现的话的含义。他感受到了这一点，所以不愿意受制于书面语言。
毕达哥拉斯有意不写下任何东西，他是想在他逝世后，他的思想还能继续留在他的弟子们的脑海中。这就是“Magister dinit”（拉丁文，意为“吾师曰”）（我们在孔子弟子那里看到的“子曰”，何其相似啊！）的来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弟子们会被导师说过的话束缚住手脚。恰恰相反，这正好强调了他们可以完全自由地发挥导师指出的思想。[14]
博尔赫斯还以柏拉图、基督耶稣和佛陀为例子，进一步说明这些口授的大师比书面记录更加超越的一面：“他（柏拉图）说书就是肖像，人们会把它看作是有生命的，但向它们提问时，它们却不会作答。为了改变书不会说话的缺陷，他搞了个柏拉图式的对话。这样，柏拉图就以许多人的身份出现了。有苏格拉底、高尔吉亚和别的人物……他死后也没有留下任何书面的东西，他是一位靠口授的宗师。对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只写过几句话，却早已被泥沙给抹去了。之后，他没有再写过我们知道的东西。菩萨（指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也是一位口授的大师，他的说教至今仍萦回于人们的耳际。”[15]作为补充，我们还可以将中国的孔子也算在靠口授的伟大宗师之行列中。他本人不仅有“文献不足徵”的表白，而且挂在他名下的唯一著作《论语》也充分显示着对话性语录性的口传特征。在我们今天的写作辩驳中常用“唱反调”一类说法，其实也是口传文化的音乐方式在书写文化时代的遗留物。
可以预期，随着知识社会学的反思大潮和福柯的系谱学的历史分析思路的普及推广，文化寻根运动还会给新世纪的人文历史研究带来知识更新的更多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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