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危机：文化寻根的学术话语性

我们汉语里的“寻根”这个词，总是多多少少与血缘世系上的“追宗认祖”相联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寻根文学”热，使这个词的文化语境得到凸显，“寻根”或“寻根文学”也就成为我们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中具有了学术话语性质的流行词。翻开任何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寻根文学”已经成为不容忽略的创作流派而占据了专门章节的内容。不过，如果将视野拓展开来，从现代性的宏观背景去审视，就会意识到寻根不只是文学现象，而是包括和涵盖了文化艺术各个方面的一种思想现象和文化现象。我们在学院派学者的民俗文化研究热潮（如傩文化）和非学院派非科班的学者萧兵、何光岳的上古文化研究著作中，在影片《黄土地》《红高粱》《菊豆》的凝重镜头画面里，在画家罗中立的《父亲》和巴荒的西藏风情油画系列中，在以董克俊、尹光中为首的美术流派“贵州现象”中，在民间美术发掘家靳之林、乔晓光等收集的抓髻娃娃和剪纸造型中，在作曲家瞿小松、谭盾等融合边远异族风格的音乐曲调中，甚至在当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民俗文化村景观和各类新建“古迹”上，在徒步暴走族的新疆沙漠旅行和藏地探险游热潮中，都可以依稀感受到文化寻根作为心理情结或作为一种激情的存在和跃动。^[1]

寻根文学在刚刚打开国门向世界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风起云涌，绝非偶然。文化的碰撞与反差，如何使文学在我们这个没有人类学传统的国家知识谱系中具有了人类学的性质，我在对寻根文学的代表人物韩少功所著《马桥词典》的文化分析中曾有初步的探讨。^[2]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文化寻根是一场再认识运动。其主旨可以从人类学的角度概括如下：在后殖民语境下，如何重新审视长久以来在西方主流的霸权话语压制下的被边缘化和卑微化的事物之真相，重新发现各种本土性、地方性知识的特有价值。对于中国文化而言，这种再认识的意义，如乔晓光的黄河流域民间美术考察手记《沿着河走》卷首引言所说：“我们已习惯了从汉字了解中国，从古典史籍、宫殿遗址、文物珍宝、圣贤精英、帝王将相去认识中国，但我们很少从一个农民、一个村庄、一个地域的习俗生活、一首口传的诗歌、一件民间艺术品——世界很少从民间认识中国。”^[3]无论从马桥村民的鲜活口语词汇中，还是从民间的剪纸造型中，我们所获得的文化信息的质和量都远不同于从课堂和教科书里所获得的。如果说文化多样性比生物多样性更值得人文学者珍视的话，那么全世界范围的文化寻根，就具有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和现代性的价值之外，寻找人类生存选择多样性和未来发展道路多样性的重要文化生态意义。从这个高度看，文化寻根是牵涉我们这个星球和人类的互动以及人类内部互动关系的终极关怀问题，而绝不只是怀旧、复古、保守的传统主义、迷恋民间乡土习俗或者展现地方特色。当年的寻根文学的一些作家由于尚未达到这样明确的理性认识，在创作中确实有追求地方土气风格的偏向。

从字面上看，“寻根”这个措辞是一种隐喻，包括叶落归根、绿叶对根的情义、狐死必首丘、鸟飞返故乡等等，这些贯穿古今的不同说法，都是基于同样观念的隐喻。人们之所以津津乐道这些比喻措辞，因为它们充分代表了人类深藏于心底的某种情愫。借用乔治·拉考夫（Geoge Lakoff）和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中的术语，我们可以把“寻根”视为那种蕴涵着张力的“隐喻性概念”（metaphorical concept）。^[4]如他们在著作中所说：“隐喻构成我们的语言的本质要素，因此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也在很大程度上与隐喻有关。我们思考和行动于其中的日常观念系统就其本质而言就是隐喻的。”寻根的隐喻把人的文化归属心理表达成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生物法则。其背后的实质却是文化认同的一种方式。“根”是生物中植物的生长源头。对“根”的强调旨在为事物追本溯源，发掘新与旧之间的潜在联系。

寻根比喻背后的实质是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处在文化变迁加剧时代的人，如何在传统与现代、西方化与本土化的冲突背景中确认自己的文化价值取向的问题。因此，它既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普遍性问题，又是迫在眉睫的当下性难题，它充分体现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纠结与张力。我们在这里把20世纪以来的全球文化寻根运动理解为对现代性的一种反驳、反思和反叛的结果。当然，也可以从更加宽泛的意义上把它理解为现代性反思的一种表现，即包含在现代性自身之内的自我质询与自我批判。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代性面对的是既不明确又难以预料的未来：没有任何的传统参照对象可以为某些未来道路的选择做保证，因为现代性不断地制造断裂，任何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知识都不能辨别它们。因为它的行动本身就提高了不确定性的程度。”^[5](www.xing528.com)

这种不确定性，吉登斯也称之为“实验性”。他指出：“现代性本身已经成为实验性的了——是所有人的生活都被卷入进来的宏大实验。但是在任何意义上这都不是一种在可控制的条件下进行的实验。”^[6]吉登斯还一再强调，人类尚做不到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乃是“一个失去控制的世界”。^[7]而且，令人不安的是，过去被认为创造了越来越大的确定性力量——人类知识的进步以及对社会与自然的“控制性干预”——实际上却不可预测。如果我们同意法国的现代性研究者伊夫·瓦岱所引用的这个判断：现代性就是“运动加上不确定性”，那么寻根的努力就可以理解为重新寻找确定性的生存需要了。这里既有生物种群面临生存威胁时的近乎本能的自我保护反应，也有出于理性和智慧的权衡与选择。换言之，寻根者的目光好像是向后看的——回头寻找来路，但是由于他是在前瞻的前景暗淡情况下不得已才回头望的，所以他的向后看也就充当着和包含着替代性的向前看。社会文化的生命延续在面临莫名的不可测的风险威胁之下，为保存自身而采取的以退为进的生存战略。

我们知道，在古代社会，人们有宗教世界观提供的历史理念，现实生活被看成是朝向上帝既定的救赎目标的一个环节。启蒙主义以来建立的进步历史观——曾经是现代性思想基础——认为，人类历史朝向永恒的进步阶梯逐级前行。而今，反思现代性的结果使人们终于意识到，未来既没有救赎，也未必是进步，不确定性的召唤声中祸福参半。我们突然变成了现代性之瞎马背上的盲人！面对前所未有的巨大风险，我们究竟要被带到哪里去，谁也无法说清。这样，回头寻找来路，以求从困顿和迷失中解脱出来，这，就是文化寻根的真实的精神底蕴吧？正是这种终极关怀性质的精神底蕴才使得寻根的激情具有其宏大而深沉的召唤力。

理论上的这种认识，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看待诸多习以为常的文化现象，能够从实质上加以辨别区分。否则很容易把文化寻根同一些似是而非的现象——如形形色色的原教旨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相混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