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危机：黄土文明的精神价值

从反思现代性危机和反叛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重新审视全球性的文化寻根思潮，可以把全球地方化理解为全球化过程催生出的新的本土文化自觉。

人作为世界上唯一的文化生物物种，对自己的文化遗产的珍视和保存、传承，其实也就是人对自己的种群的生存资源和生存方式的自觉延续。这种文化自觉正是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刺激之下日渐成熟起来，于是有了20世纪后期由联合国为平台的，在世界范围的各民族文化中实施的调查和保护“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显然是一个比较绕口的西化概念，不仅对于广大中国民众来说的确还是非常费解的新词，就是西方一般的公众也会觉得陌生。不过，只要从我们熟悉的“物质”与“精神”相对的话语模式出发，就可以从精神遗产或无形遗产的高度来理解这个新名词的真谛了。近年以来，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两年一度的申报筛选项目的实施，申报遗产已经成为许多地方政府关注文化的重要动力，催生出发掘和弘扬传统民间文化的热潮。

然而，关于为什么申报的问题，以及文化遗产的现代意义的问题，在理论认识方面还存在很大的盲区。难道只是出于扶贫和抢救的功利目的吗？人们对“文化搭台经贸唱戏”这样短视和浅薄的口号已经习以为常。这就尤其需要具有高瞻远瞩的文化见识的思想者站出来加以引导。在这方面，中央美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的“中国民间剪纸无形遗产申报”可以作为一个值得关注的案例。项目负责人乔晓光十多年来奔走在黄河流域民间村落，他不仅熟悉本土的艺术传统和众多的民间艺人，而且能够从文化生态的整体眼光来把握民间剪纸的精神功能，揭示民间艺术活动长久不衰的内在动力。

剪纸和信天游、腰鼓舞一样，不是可有可无的日常生活的点缀。它就是我们这个物质资源相对贫瘠的黄土文明的民间精神生态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早已经熟悉了从帝王的宫殿广场——北京的天安门或上海外滩的华丽灯火中认同我们的民族文化，却不习惯从黄土高原的婆姨们能剪能绣的祖传技艺以及这种技艺所负载的精神品格中去体认我们文化的内蕴生命力！知识全球化进程和文化生态的自觉意识，给我们文化中国的资源价值达到空前高度的重新审视与重新估价的契机！有识之士终将会意识到：保存和传承某种文化特有的人文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发展物质生产和追逐经济的增长率。

正像“生物多样性”这样一个崭新的概念，对于整个生命世界的生态系统共存共荣具有非常的意义一样，“文化多样性”对我们现代人已经习惯的单一标准的现代性认同也具有一种反观和反思的参照价值。如同人类学家从他们所研究的“原始”社会获得启发，从而转过来批判自己的“文明”社会之弊端。为保护民间美术遗产而大声疾呼的乔晓光教授自己，就在走访陕西旬邑县“剪花娘子”库淑兰的窑洞时，留下了自我反思的宝贵的记录：

我感叹这贫瘠的土地，感叹这穷困中的芸芸众生，我宁愿这仅剩的民俗和民间艺术一夜消失，只要人民能早日走出贫困。但我那悲天悯人之心又很快发生了动摇。贫困中的农民并没有我们这般多的感叹和抱怨，他们自有其生之欢乐，死之悲苦，他们淳朴、诚实、热情善良的品性却又实实在在得自贫困闭塞的这方水土。这反倒比衬出现代文明社会人性生存的脆弱、矫情和贫乏。我总在追想，这一方水土何以有这般神奇，使他的乡民们保持如此淳厚善良的美德，并创造出这般通达乐观、情感炽烈、充满美好的民间艺术。我想这正是古老深厚的民间活态文化在民间群体生存心灵里长期积淀，形成的生命信仰力量。^[23]

同样是艺术家，出生在这块黄土地的画家丁方，作为今日画坛油画创作方面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特色的一个代表，也是从这块以物质的相对贫瘠和精神的极大深厚为特征的黄土高原中获得思想营养和艺术灵感的。对于他来说，这一望无际的黄色土层下面潜藏着华夏历史文化的矿脉，即这个黄皮肤的民族数千载生存斗争的史诗般壮美的精魂。以下就是丁方自述的观察体验：

我常常独自一人在黄土高原那辽阔而雄伟的峁塬上体验着自然与人类的深刻关系。当时写下的手记片段，可以作为我创作的那批以陕北人物和风情为主题的素描组画的精神按语：“自然比我们之中的任何强者都要强。在那深沉浑厚的原野、山脉与河流的拥围下，人们的衣帽、手臂和筋脉都打上了它们的烙印。尽管土地对人们是那样的苛刻，但却不曾有人背弃故土。”“自古以来，那里的人们便受尽了苦难，劳累虽夺去了人们的容貌，但却没有夺走人们达观的欢笑；我从中感到了那里的人们对土地的眷恋之情深，感到了他们默默忍受苦难时所体现出来的庄严、伟大。”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通过厚重的笔触去刻画展现于黄土高原之上的人文气象——这是一种由质朴的造型、严整的结构与雄浑的力度构成的人与天地同在的宏大场景。这一场景的史诗性质，常常驱使画笔将一个普通的景观处理成既是现实的又是永恒的。^[24]

一般来自都市和学院的考察者，自然习惯从都市生活的物质水准来看穷乡僻壤的贫困。但是，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贫困必须被视为是对基本能力的剥夺，而不仅是收入的低下。”再从《佛教经济学》的作者佩优托（泰国）的观点看，判断贫与富的尺度不是物质财富的多寡，而是人心欲望的大小和所能达到的境界程度。^[25]千万年的西北风扬尘所生成的黄土高原，在资源物产方面的确是相对贫瘠的。可是正是这块物质相对贫瘠的生态环境中培育出了我们这个在世界古文明中生命力最持久的（或者说是仅存的未曾中断的）华夏文明。这里面蕴涵着的巨大历史能量和生存韧性，无疑正是最值得珍视的文化特质和文化精髓。

从年高八旬仍“剪剪不息”的“剪花娘子”库淑兰那里，我们看到的岂止是一种技艺啊？与当今那些盲目追逐小资情调的都市白领相比，与拥挤在具有辐射的钢筋水泥丛林所谓追逐时尚的一代，沉醉于声色、品牌与物质享乐，痴迷于网络游戏的一代相比，究竟是谁更在精神状态上显露出“贫困”，谁才更需要拯救呢？这也许是我们在审视活态文化传统之余，值得久久思量的问题。按照《佛教经济学》的观点，现代市场社会的巨大偏向造成人的精神的委顿和心灵的荒漠化：“绝大多数的广告都向公众灌输着一种对自私自利的偏好，它们让我们成为完美的消费者，除了尽情消费现代工业的各种产品之外，不再有更高的生命追求。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被塑造成了一批‘饥饿的鬼魂’，为了满足永不消失的热望而追逐不停，而社会也就变成了利害冲突和物欲横流的场所。广告还迎合人们要求炫耀其拥有物，以此作为获取社会地位之手段的心理。一旦品牌和派头成为主要的标准，人们便盲目地花费不必要的钱去追逐昂贵的商品。在极端的情形中，人们受到追逐时尚的需要之驱动，几乎丧失了自主性，他们不能等待片刻，省下钱去追求最新的流行物，他们只知道用信用卡付账。花费大于收入的现状将会导致恶性循环。”^[26]这位泰国和尚学者佩优托所描画的现代人精神委顿景象，给我们的黄土地民间艺人们的精神生态提供了非常鲜明的对照。从这个角度看，与市场的商业价值无关的剪纸艺术，代表着乡土间的一种生存样态，可以开发作为医治现代文明病的良药。

如果就“人类生存与生态环境”这个主题展开思考，对作为中华文明之根的黄土文明价值的反思可以纳入生态人类学这门边缘学科的特殊视角。我们今天的发展观源于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理念，这种价值理念往往超越了我们自己传统的价值理念（不崇拜进化与发展，而信奉均衡与循环），基本上成为现代世界上支配性的强项文化观念。过去我们一直试图依照西方的这种价值理念去引导人类未来，而在经历人类学的世纪转折（从寻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文化普遍规律，到寻求各个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之后，我们今天觉悟到世界未来的方向必须置于广泛的全球多元化文化视野下，重新加以权衡。除了西方文化以外，人类各个族群的丰富多样的生态经验和生存经验都是值得珍视的。具体来说，文化的多样性是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保证。中国作为多民族的国家所孕育的多民族文化数千年来延续到今天，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中华多民族的共存之道就是给人类不同族群未来和平共存的巨大启示源泉。也许有人说，我们中国人自己这样说是不是太自豪了点？我可以借用20世纪西方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说法。他观察和比较了世界上的26种主要文明之后，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过去的500年，是西方人的文化在物质上统一了世界，未来的500年（从21世纪始），这个世界将达到精神上的统一，而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因自身的衰败无法做到这一点，有谁的文化可以引导人类达到精神上的统一呢？那就是以儒家的中庸精神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我觉得汤因比不是信口开河，因为事实上只有中华文明这样的一种文明在历史上未曾中断地延续到了今天。

文化人类学100多年来已经研究穷尽了地球上所有的原始文化，可对中华文化生命力奥秘的研究却基本上还是空白。如果国际上的人类学家一起研讨这个问题，会对整个现代性危机中的世界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当把目光聚焦在黄土文化区，就会意识到，不管是对华夏边缘关系进行历史研究，还是对华夏文明的起源进行发生学探讨，黄土高原都具有其独特性与典型性。黄土高原文化和西方以及世界其他古文明发生具有不同的生态性质。过去西方学者关于文明起源的主要理论是所谓大河流域的水利说。极为重要的代表就是尼罗河、两河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产生的最古的三个文明。它们都是靠大河之水的灌溉发展规模农业，进而产生高度文明的。关于文明的起源，美国学者魏特夫的“水利说”非常流行，其立论根据就在于此。然而仔细考察中华文明的起源，却完全不是如此。只要看看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分布，就可以明白：当时根本没有利用黄河的水进行灌溉。水利灌溉催生文明的说法至少在我国境内的考古发现中无法验证。如果我们忽视了本土文化的特殊生态之根，很可能被“水利说”所迷惑。没有用黄河水进行灌溉，也没有发展起大规模的集约农业，那么中国文明起源的独特性、延续性奥秘在哪呢？

从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可以知道，6000年前的黄土高原没有许多种粮食，只有一种，就是小米，即古人所说的社稷江山的“稷”。原因是小米是耐干旱的作物，不用灌溉，甚至没有降雨，它也能生长！小米这种作物跟气候和黄土的关系极为密切，所以我们也许能从这一点发现中国文明的特点发端于黄土地的特殊生态根源。直到现代，我们中国人还是靠“小米加步枪”对抗外敌侵略，捍卫了延续6000年的这种生存方式。我们今天在黄土地上的民间文化考察，可以有助于反思这样重要的研究课题，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延续性中透露的生态经验。在世界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可以说依托黄土地而生的中华文明是生态条件最差的一个，可偏偏又是这一个文明的生命力最为持久。在全球地方化视野中真正地关注中国问题，把中华多民族文明的历史发生和延续之谜揭开，应该会为人类文明走向的多元选择提供更多更有价值的参照。

从全球地方化的角度看，无论是土窑洞里世代传承的剪纸，还是至今激荡在黄土高坡上的高亢爽朗的信天游歌声，既可以从一般意义上理解为民间艺术的地方样式，也可以从文化整合的意义上视为构成这个独一无二的文明传统的有机的血肉，其所体现的精神价值与生命力，应当和这个文明本身一样持久。

【注释】

[1]曾莉：《我们配做父母吗？》，海南出版社，2003年，第17页。

[2]参看叶舒宪：《道家伦理与后现代精神》，见《原型与跨文化阐释》，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1—98页。

[3]巴荒：《废墟辉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4]霍尔姆斯· 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刘耳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

[5]巴荒：《废墟辉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79页。

[6]托戈尼克：《原始的激情》（Primitive Passions），阿尔弗雷德诺夫出版公司，1997年，第177页。(www.xing528.com)

[7]托戈尼克：《逝去的原始》（Gone Primitive），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8页。

[8]艾莫瑞（A.F.Emary）：《拉美文学中的人类学想象》（The Anthropological Imagination in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密苏里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页。

[9]艾莫瑞（A.F.Emary）：《拉美文学中的人类学想象》（The Anthropological Imagination in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密苏里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页。

[10]列维－施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王志明译，三联书店，2000年，第499页。

[11]列维－施特劳斯：《人类学的范围》（The Scope of Anthropology），见《结构人类学》（Structural Anthropology）卷二，雷顿（M.Layton）英译本，企鹅丛书，1978年，第28页。

[12]列维－施特劳斯：《人类学的范围》，见《结构人类学》卷二，第30页。

[13]池上嘉彦：《符号学入门》，张晓云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第168页。

[14]池上嘉彦：《符号学入门》，张晓云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第169页。

[15]巴荒：《废墟辉煌》，第181页。

[16]朝戈：《敏感者—— 一个知识分子画家的叙述》，三联书店，2004年，第70—71页。

[17]丁方：《我心在高原》，三联书店，2004年，第7页。

[18]《中国油画二十家·丁方》，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4年。其素描见《我心在高原》，第106页。

[19]Piers Vitebsky，The Shaman：Voyages of the Soul，Trance，Ecstasy and Healing from Siberia to the Arctic，1995，p.6.

[20]张光直：《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载《九州学刊》第一卷第一期（1986）。

[21]杰拉德·戴蒙德：《第三种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王道还译，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329页。

[22]美国《人文》杂志社：《人文主义：全盘反思》代前言，多人译，三联书店，2003年，第4页。

[23]乔晓光：《沿着河走——黄河流域民间艺术考察手记》，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24]丁方：《我心在高原》，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49页。

[25]佩优托（Ven P·A·Payutto）：《佛教经济学》 （Buddhist Economics）修订本，曼谷：佛学基金会出版，1994年，第27页。

[26]佩优托：《佛教经济学》，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