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20世纪以来，伴随着人类学对世界各个角落的异族文化、原始文化的探索，思想界和艺术界也培养起对此日益增长的兴趣。与人类学的思想首先发生密切关联的文学派别是超现实主义。它对异国世界有强烈的兴趣，其态度与从事田野作业的民族志作者恰恰有可比之处：他们都要在颠倒的意义上去工作，使陌生的东西可以理解，使熟悉的东西变得奇异。后来的人类学家克里福德用“陌生化”与“文化并置”来概括这种跨文化认识的原理，总结为文化批评的基本方法，成为大学讲堂上公开传授的东西。
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也表现出逃避文明、回归原始的价值倾向。如阿斯图里亚斯的代表作《危地马拉的传说》（1930）。书中《文身女》一篇揭示了人性的原始淳朴如何在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腐蚀下走向堕落，又如何凭借原始思维对抗邪恶，复归于朴。这一主题将原始与理想、现代与罪恶的对立贯穿于小说之中，显示了魔幻现实主义创作在反思与批判“现代性”的西方文明时特有的价值倾向。
原始复归的主题并不仅限于超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在欧洲和北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20世纪后期出现了种种新兴的原始主义运动。阿斯图里亚斯小说中的情景完全可以看作是现代人重新寻找灵魂的原始主义运动的寓言。玛丽娜·托戈尼克（Marianna Torgovnick）参加了1992年美国的“新时代（New Age）运动”组织的一次会议，主题为“滋养灵魂：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精神性”（Nourishing the Soul： Discovering the Spiritual in Everyday Life）。与会者们“滋养灵魂”和“发现精神性”的手段就是逃出白人文化传统，与美洲本土的印第安文化相认同。“美洲原住民文化的器物被认为具有提升精神品性的功用，在会场的内外到处摆设着。像巫医之轮的形象、彩绘的木棒、羽饰、横笛音乐与颂诗录音带等均在现场出售，琳琅满目，摆成一长串展台。”[6]拥有这些原始道具的现代人似乎把握住一种转换文化身份的契机，凭借这些器物所承载的魔法力量去解脱沉陷于消费社会物质主义枷锁中不能自救的灵魂，抵抗由“现代性”负面效应所导致的种种心理失衡和精神危机。
现代西方人已经意识到文明病是不能靠传统医学方式治疗的，所以他们才诉求原始的仪式，诉诸美洲印第安人的“巫医之轮”，期望在当代世俗生活的喧嚣之外倾听到来自荒远绝域的原始的“声音”。在新时代运动者眼中，现代性的病态除了物质主义与金钱崇拜之外，还表现在性别歧视与压迫、残害动物、毁坏地球等方面。因此，反对性别压迫的女性主义同反对破坏环境的绿色运动相互认同，组合成“生态女性主义”的新流派便不是出于偶然了。出于现实批判的需要，原始文化中一切与当代社会相对立的成分都有可能获得“重审”和“再发现”，变成某种取之不尽的价值资源。换言之，原始性成为疗治现代性病患的灵丹妙药。
形形色色的土著文化和部落社会均可成为渴望治疗的当代人投射其理想的反光镜。
女性主义者从这面反光镜中看到的是母性中心文化和性别平等理念；环境主义者从中看到的是人与动植物世界的依存与共生；信仰追寻者从中看到的是圣洁的精神性；价值失落者从中看到的是滋养生命的原始魂灵；身心受害者从中看到的是疗救之希望，后现代哲学家从中看到的是解决人类现实困境的永恒之和谐……(www.xing528.com)
人类学家往往为了专业需要而离开自己的文化，深入到边远的异文化中去。而形形色色的原始主义者们却是出于精神治疗的渴求才放弃文明人的城市生活，到部落社会乃至人迹罕至的野生丛林中去。他们宁愿选择与古朴的原始人为伍，甚至与大猩猩、猿猴等高等动物为伍，从中发现伊甸园罪恶之前的纯真生活体验。《原始的激情》中写到的纪德与荣格在非洲的体验，D.H.劳伦斯在新墨西哥的体验，珍妮·古多尔（Jane Goodall）和狄安·弗西（Dian Fossey）在非洲灵长动物中的迷狂般体验，可以说都是前一个世纪高更在塔西提岛的灵魂探险之翻版，西方知识分子为了在非西方文化中找回已经逝去的理想所经历的地理探求与精神探求之旅，看来目前还远未终结。东方的知识分子虽然多数在拥抱西方现代化，但也有人开始走向原始和荒野。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巴荒八次进藏，她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下放和支边，也不光是为了绘画和学术的目的，她在荒原的诱惑和废墟的召唤之下寻求着自己的精神理想，因为那是在都市里、课堂上和书本中根本无法找到的。
玛丽娜·托戈尼克在《逝去的原始》一书中写到马林诺夫斯基的《原始人的性生活》时说，该书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把原始人的心灵视同为人类心灵之普遍性的标本，把对它的研究等同为对人性本身的探索。
研究原始人就这样进入到一个既奇异又熟悉的世界。那个世界由一系列的形象和观念构筑而成，这些形象和观念来自要把握原始人理解力的那种隐喻的情形，我把它们称作比喻（tropes）。这类比喻常说：原始人有如儿童。原始人是未驯化的我们自己，我们本我（id）的力量，是利比多的、非理性的、暴力的、危险的。原始人是神秘者，与自然融合，是自然之和谐的一部分。原始人是自由的，生活在“最低文化水准”，而我们则处于“高水准”。马林诺夫斯基和其他类似的人惯用此类层次的和等级的比喻。虽然是千变万化和自相矛盾的，这些比喻的整体形成了我称之为原始主义话语的基本语法和词汇，该套话语对于西方人对自己和他者的区分来说是至关重要的。[7]
原始人既然是本我的代表，未经超我的压制和驯化，也没有遭受逻辑和理性的操控，这不正是超现实主义作家、艺术家所竭力寻求的理想境况吗？在这一精神向度上，人类学者、超现实主义者和精神分析家不约而同地走在同一条道路上。如艾莫瑞所言，“超现实主义者和民族学家为了逃避西方的精神贫困，走上寻找部落的和另外的原始之人的另类形而上学的旅程。民族学的探险，如1931年达卡·狄包提（Darkar Djibouti）的非洲探险，与超现实主义者在非西方国家寻找土著人民传统的朝圣之旅形成对应。他们特别向往赤道以南的美洲大陆，如巴西、海地，尤其是墨西哥。安东尼·阿托南1936年到达墨西哥，安德烈·布列东在1938年，本杰明·佩雷于1942至1947年间也在那里，而皮埃尔·马比利则从1944年待到1946年。”[8]
从某种意义上说，超现实主义者都是一些精神冒险家，他们无法循规蹈矩地安于现状和平庸的日常生活。弗洛伊德所开辟的梦幻世界新大陆与人类学家所奔赴的异民族文化的新大陆都是他们期盼和向往的地方。一个是向个人内心世界的陌生领域的探险和拓荒；另一个是向现实世界的陌生空间的探险和追寻，两种探险同样是激动人心的。布列东来到墨西哥，他惊奇地发现：欧洲的超现实主义作家通过梦幻和自动写作而苦苦追求的东西，在拉丁美洲的自然和社会中却俯拾即是。他不由得发出如下感叹：“墨西哥真是块超现实主义的风水宝地！”我们看了巴荒重新建构的喜马拉雅和阿里古文明景观，难道不会像布列东一样发出感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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