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配做父母吗?”这样的问题会让人措手不及,而作为书名有强烈的广告效应。细看这本书才知道是针对当下的国情讲家庭教育问题的:对家教的施教一方——父母提出资格性的质疑。作者曾莉虽年纪不大,但人生经历比较丰富,走了很多的地方。特别是在留学西方的生活经历,给了她一个参照,使她能够反过来看中国人文素质教育的缺陷。尤其是对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公民人文素养方面的大滑坡现象,以及由此引起的种种变化,作者有非常自觉的反思。这种反思是由穿越不同文化的生活经历所决定的,是一种跨文化比较的产物。一个人如果只有单一文化的体验,那么他对该文化中的一切习以为常,认为就应该是这样,是天经地义的,这就难以产生反思。只有经过不同文化的体验,对差异的感受带有本能性,把本来认为理所当然的绝对化的东西相对化,才能促进反思的能力。这种文化比较对大部分没有出过国的人是有启发的。
文化人类学研究提倡到异文化中去田野作业,要有和你所生长于其中的文化全然不同的异文化经历,然后才能了解对方的文化。一个不期而至的后果是,人类学者到蛮荒的部落生活中经过一段体验,除了增加了对原始民族的认识以外,也开始对自己的社会提出了反思批判。那些边远的少数民族和原始部落的生活方式,成为反照西方社会缺陷的镜子。所以人类学发展到今天也转向研究西方社会自己的问题。
说到人文教育,也有一个文化差异的问题:中国古人讲的“人文”,那是和“天文”相对而言的,所谓“人文化成”。那么,西方的人文到底指什么东西呢?从学术上看,包括文史哲这类学科基本上都属于人文的范围。那么人文(humanity)的共性究竟是什么?其实用不着去远看,随便查一下《英汉词典》就会明白:人文主义、人文学科、人道主义等,这些词都是从同一个词根“人”(human)派生出来的。人文教育就是教人怎么做人,怎么维护人性。人文素质从根本上说就是人区别于动物、区别于神鬼的特质,而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不是说有了数理化、有了高科技,再增加一点美妙的音乐或者美术。人文对个人的成长而言,是基础设施的基础设施。所以,人文教育是不应该和其他知识与技能教育并列的。人文教育是最根本的,是使人成为健全的人所必不可少的。离开了这个根本,人就会丧失反思生命自身的认识,其他一切的东西都可以反过来变成对人性的一种伤害。看看“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使用了多少科技手段,就可以意识到,科技离开人文会反过来成为大规模杀伤自己同类的凶器。理工科的教育离开了人文基础而片面发展,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我们配做父母吗?》这本书的出现代表了一种非常迫切的忧患意识。因为人文教育虽然在我们学校里也有些位置,教育部门各级领导也关注,但是毕竟是非常不够的,与商业广告和营销管理一套西方实用性新知识比起来,当今孩子们所得到的人文濡染,比前辈少了许多许多,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了。该书的第一章题为“生命的自觉”,其题词写道:
对生命的全方位认识,是我们接受过的教育中长期匮乏的东西,这造成了中国人普遍的人文营养不良。而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既面临着社会转型的困惑,又承担着培育新人类的重任,这样的人文缺憾就更叫我们捉襟见肘。[1](www.xing528.com)
其实我们中国传统教育就是以人文为主的。要说人文教育匮乏,不是我们的传统先辈时代就匮乏,而是西学取代国学以后才开始日益匮乏起来的。资本主义是以利润为价值导向的社会,其人生观和传统社会有了根本的不同。这样一来,西学东渐以来的现代社会转型,使中国自己的人文教育传统基本上被取代了。即使不能说它完全中断了,至少是发生了断裂。曾莉借鉴西方文化对人的关怀,反过来看中国,其实只是一个维度。我从这个维度联想到,还有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本土的维度可以开发。有许多东西实际上是相通的。比如说中国道家思想,就包含着当今环保意识和生命伦理的基本内容。什么天人不相争,什么生物的权利,道家圣人都讲到了。最高的范畴——道,也不能超过自然,而且是效法自然的。[2]
今天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社会需要刺激就业,教育也就跟随着就业的指挥棒而旋转。这种急功近利式的教育,能够培养什么样的人呢?前景十分堪忧,可以说已经背离了教育的本质。以大学教育而言,我们的大学现状几乎是人文扫地了。上层主管者注重的是规模与招生和毕业的人数,搞大跃进式的高校合并与年年大扩招。下面的经营者则见风使舵,把学校变成了生财的场所。高收费和乱收费把教育变成了产业。教师们见面谈的最多的是买大房子和买车;而学生入校经济负担巨大,一心想学个实用的专业,好等毕业后迅速得到高薪职业的回报。在这样的大学氛围里能够有利于人文素质吗?会培养(摧残?)出什么样的人格呢?如果对照一下大学的鼻祖牛津、剑桥,就知道差别有多大了。进入那样的学校,首先感觉上就不一样。巍峨古朴的哥特式建筑群原来就脱胎于中世纪寺院,似乎要引导人蔑视世俗而追寻灵性。这些大学给人的最大益处是一种提升精神的有效动力。站在剑桥的学院里,左有达尔文的肖像,右面有牛顿的肖像。置身于这些知识伟人之间的学生,不容易把神圣的教育同谋求职业饭碗联系在一体。这根本就是两回事。与新兴的企业管理和市场营销一类实用学科相比,人文学科依然是这些学校的立校之本。
我们中国这边呢?立志学习文史哲的学生越来越稀有,一般是数理化考不好的才转到文科这里来。而偏离了人文之本的理工教育导致人格片面化。像清华大学的学生以硫酸试动物园之熊的事件,虽看似偶然,其实是相当有代表性的。这种现象值得教育者和教育管理者乃至家长们好好思考。大学毕业有一技之长就够了吗?即使掌握了相关的科学技术,专业成绩也很好,但是对生命和苦难这些根本性的人生问题几乎茫然无知,那么这样的教育不是有致命缺陷的吗?应该说是发生了根本方向的偏差。马加爵一类的事件不能看成孤立的个别人的行为,其重要的警世教训在于,人文是一切教育之根本。人必须先意识到怎么做一个起码的人,然后才有条件去做学生、蓝领、白领、科学家、管理者等等。青少年的人文素质教育,不能靠亡羊补牢式地发文件,搞突击学习或者临时补道德课。唯一的办法是从最高领导到基层,都要像重视科学技术那样重视人文教育,甚至要比科学技术更加重视才行。
从当今这样的教育现状背景下看,《我们配做父母吗?》这样一本专谈人文教育的书,和各种大学人文读本一样,显得非常有意义。而且它还可以引发出其他一些问题来。比如说可以促使教师们思考“我们还配做教师吗?”尤其是人文学科的教师。中国的传统中没有人为宗教(佛教是外来的)。但是古代的“教”这个概念就带有宗教和教育的双重蕴涵!从字形上看,“教”的本义是使人孝。“孝”这个字的古写法:上面是垂垂白发的老人,手下面扶着的是个小孩子。这就是孝,是最亲近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写照。中国式的教育就是以这种现世的人际关系为核心的一套修身学理为基础的。这也就是儒家教育的核心。相比之下,自然科学几乎没有太重要的位置。《我们配做父母吗?》前两部分所讲的生命的关怀的内容,正好和儒家的教育观即育人理论形成了对应。在这种双重参照下,今天我们把教育误解成了传授高科技的手段来谋生、挣钱、养家,争取小康的生活,这实际上把“教”的本质给遮蔽了。可见,从本书中可以引发出的思考是有普遍意义的,也是所有的父母和教师迫切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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