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生态伦理研究无法忽视东方文化根源

文明建立以来的5000年，我们地球上的人类总数量从2000万发展到60亿之众，而其他物种则已经或者正在加速灭绝。这个无比残酷的现实，终于在20世纪后期打破了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唤起全球性的生态意识的觉醒。在东方智者们的眼里，当今风行欧美发达社会的素食主义者和简朴生活运动只不过是回到2000多年前佛教思想的境界而已。西方生态批评对人类中心观的激进反叛也只不过是用现代的话语讲述着老子、庄子早就表达过的思想观念。也许有人会对这个说法表示怀疑，那就让我引述美国教育家塞西尔·安德鲁斯博士在《返朴归真》一书中所表达的新自然观吧：

重新思考我们的心路历程，发现自然的精神，学会过一种与自然相和谐的日常生活。自然正被越来越多地认为是哲学的源泉，是一盏航行的路灯。我们对自然有了一份尊重，便是对真实的自我有了一份尊重。^[16]

我们读到这些文字时的第一感受，难道不像是在读老庄著作的现代通俗版吗？难怪佛教经济学的倡导人、泰国学者佩优托要说，西方那一套以欲望和利益为驱动力的经济学已经走到了死胡同里，唯有掉过头来汲取东方思想传统中的生态智慧，面向未来的新经济学格局方可以形成。

作为新时代运动的文学代表、美国小说家莱德菲尔德的《塞莱斯廷预言》和《第十种洞察力》告诉我们：现代社会的整体腐败是人性异化和非精神化的原因。而社会腐败的滋生根源，就是物质主义笼罩下的“有所企求”的贪欲，缺乏精神追求的现实紧张与焦躁不安。这位作者认为：如果从千年的历史视野回看，西方人在近400年走入了一种偏执的歧途：那就是只关注经济发展的严重偏执，导致人类痴迷于物质增长，因而迷失了自我。^[17]治疗的可能就在于如何借鉴印第安人的古老传统，重新建立新的精神生活理念。不难看出，新时代人治疗现代文明病的实质，就在于用前现代的、非西方的思想来补救误入歧途的西方工业文明对人性的扭曲，找回被资本主义破坏了的那种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神圣未必要到教堂里去寻找，它就潜存在每个人面前的大自然万物中。只要人们放弃人类中心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开发”“占有”的眼光，那么同样的自然就会重新恢复其原有的美和圣性。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现代文明中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的看法有了新的批判性表述：“西方思想已失去了和神秘的联系，把密林中的神秘魔力变成了木材，把原始生命中的神秘变成了驯养的美丽的动物。城市化已把绝大多数人隔离开来，所以我们现在把到大自然中的旅行当作是高尔夫球场上的挥击。”“现在我们的人口太多，而仅存的荒野又实在太少。等待到公园去参观的人们甚至一年前就做好了登记；而政客们却似乎决心要卖掉越来越多的公共土地。因此，我们中的许多人被迫从动物纸牌中，为我们来日的生活寻找些动物的象征，而不是到世界上的真正荒野之中，寻觅治愈的真谛。”^[18]如此这般的议论，如不细看出处，人们也许会以为出自《哲学走向荒野》一类生态理论著作。也难怪小说作者会真诚地期待：未来的人类会居住在500年树龄的大森林里。(www.xing528.com)

与文学家的呼声相呼应，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查伦·斯普瑞特奈克，用后现代的理论语言表达了新时代文学的基本批判倾向。她认为现代性的当下后果是造成了“极度现代的世界”，它的扩张需求已经超出了自然所能承载的限度。“尽管股份公司和政府有极度现代的宣传公式，但谁都知道，当一个国家生态方面的生命维持系统逐渐为GDP的大幅增长所吞噬的时候，这种发展肯定大错特错了。”^[19]她还指出，现代社会把目光集中在物质扩张的过程上，它们假设社会中一切社会和个人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物质产品的不断增长而得到解决，根本不去想一想耕地、空气和水这些实际的物质条件。在技术发展的促动下，“增长”过程开始加速，于是，为了满足不断激增的消费水平，这个星球的生命维持系统便受到了贪婪的破坏。“然而，这一模式在生物学和生态学上永远错误，因为宇宙中所有生命形式都不能纯粹自主地存在，它们在分子水平上是与一切宇宙生命联系在一起的。”从这里不难看出，西方后现代主义生态思想背弃的是以机械论自然观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而在很大程度上认同了东方传统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在这种新的觉醒之中，一种幡然悔悟的见解逐渐普及开来。如斯普瑞特奈克所称：“将人当作孤立的生产和消费单元，并强化技术的发展步伐以及人类生活的分离性，简直是狂人的想法。这种想法预示了放纵的‘进步’，但是这个进步却带来了人类的苦难和一颗受伤的星球。”^[20]

不过，面对现代社会呈现出的种种危机，斯普瑞特奈克并没有绝望和束手无策。她认为，只要我们意识到现代性危机的迫切性与严峻程度，努力寻求超越现代性失败假设的方向，就会在“生态后现代主义”主张中获得匡正极度现代之弊端，重新恢复社会元气和本真人性的状态。这是她比利奥塔、詹姆逊等后现代理论家显得更加积极进取的一面。斯普瑞特奈克在论述新的身心一体观时，特别强调了以针灸和中医为基础的整体治疗法对西方的机械治疗法的超越。这也使我们得出如下的看法：所谓“生态后现代主义”的建构，如同佛教经济学的纠偏设想，同样离不开对东方思想传统的再发现和重视。

有了这样的一种生态意识大觉醒的背景，我们在20世纪末期出版于美国的《生态哲学文献指南》里，看到不少从事生态伦理研究的著作者，居然将佛陀与老子等古代东方的圣贤当作世界上最初的伟大生态哲学家^[21]，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举出这些例子并非要给生态学和环境伦理学的正统找出远古的或东方文化的根脉，而是想说明：知识全球化新格局的到来，本身就是西方思想重新面对文化他者并且进行对话和交流的结果，而且也为本土知识分子对自身传统的反思和再阐释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参照条件。可以确信，在未来的生态批评日渐高涨的声音中，我们会听到更多的东方思想遗产的回声。那种“觉今是而昨非”的历史性的觉悟，也会自然地演变成“觉东方是而西方非”的文化价值观的大转化。这对于我们在西学东渐以来形成的唯西方科学马首是瞻的思维习惯，显然具有挑战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