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研究经济学如何受到佛教和道教影响

哲学这个词，古汉语里是没有的。既然“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那么同样是古代中国传统中没有的西方经济学，是不是也需要迂回到中国来获得拓展和改造的机遇呢？

舍勒指出：在资本主义的企业形式占优势的地方，人肯定就自动地生长到这一环境中去，即使他们不属于资本主义类型的人，他们迫于社会和经济的必然性也不得不沿这一方向前行。就此而言，是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促进着资本主义“精神”的继续存在。^[5]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资本主义的现实赋予了西方现代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合法性及其发展动力。目前，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借助于全球市场的力量正在世界各处蔓延，因而也到处催生着与各国的本土文化传统相冲突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经济学作为西方社会科学之一门，在近两个世纪获得了长足发展。在资本主义走向全球的时代，西方的经济学也在广大的非西方国家、第三世界国家流传和普及，成为现代高等教育的必要知识门类，甚至被普遍看作社会科学中最实用也最具有科学性的一门。然而，发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学真的是一门“客观的”科学吗？它对现代社会只有积极的作用吗？它在何种程度上助长了资本主义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它又在何种程度上把人类整体推向一个追逐物质和财富无限增长的潜伏危机之中呢？

上述诸问题，当今敏锐的学者已提出全面质疑。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西方经济学合法性的根本质疑，也正是在迂回东方的前提之下完成的。迂回的认识论结果首先在于，让西方学者能够摆脱以韦伯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科学正统思路，不再为既成的资本主义制度去寻找种种原因（马克思、恩格斯从物质生产方面寻找，韦伯从精神和世界观方面寻找），不再因袭和推进那种辩护性的历史解释学（为什么资本主义只能在西方社会中产生），而是从边缘性文化立场去审视所谓现代性的不合理方面或偶然方面，揭示其对全球文化发展的误导及其所带来的巨大风险。

英国学者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于20世纪70年代初问世（1984年有了中译本）。书中提出并倡导一种与现代经济学相对的佛教经济学观点，给人深刻印象。如书中写道：

佛教经济学必然与现代实利主义经济学大有区别，因为佛教徒认为文明的真谛不在于需求增多，而在于人格纯净。

从佛教的观点来看，把商品看得重于人，把消费看得重于创造活动，这是真理的颠倒。

对现代经济学家来说，习惯于按每年的消费量来衡量“生活水平”，历来认为一个消费较多的人比消费较少的人境况优越些。佛教经济学家会认为这种看问题的方法极不合理：既然消费只是人类福利的一种手段，目的就应当是以最少的消费求得最大限度的福利。^[6]

这位英国学者为什么会说出如此具有叛逆性的言论呢？原来就是他迂回东方思想所获得的直接启悟。尤其是佛学思想方面的古老见解，给了他破除西方科学迷信的巨大洞察力。

中国为佛教大国，古往今来的佛学著述浩如烟海，但直接面对经济学问题的却如凤毛麟角。在我们的常识中，佛教徒以修行为要务，似乎最不关心经济方面的俗物。民间流行的“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之类的俗语和笑话也表明，佛教徒似乎得过且过，既不讲究什么消费，也不会追求什么“最大限度的福利”。然而，一位名叫佩优托（P.A.Payutto）的泰国学者有意要打破我们的成见。他写出题为《佛教经济学》（Buddhist Economics）的书，旨在对西方式的经济学正统敲响警钟。《佛教经济学》于1994年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和平教育奖，作者本人也成为西方知识界的知名人物。佩优托究竟为什么要撰写这样一部把东方佛教和西方经济牵扯到一起的著作呢？

原来动机很简单，就是要用传统佛教的生活观和伦理来牵制、修正、改变已经走向歧途而不知回返的现代世界经济的进程。简单地说，《佛教经济学》的宗旨不是利用佛教知识来发展经济，而是让佛教智慧从根本上改造以西方知识为基础和背景的经济学这门学科。作者在第一章开门见山地指出：

目前我们所卷入并已熟悉的“经济”是西方式的，我们在谈论和思考经济方面的问题时所使用的概念框架和理论系统均是西方的。我们实际上用西方经济学的语言和观念讨论佛教，倘若我们能从佛教本身的观点去看待事物的话，那么对于经济学来说会是有益的和有用的。经济的思想早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就已存在；但经济学作为科学的研究是在工业化时代才完成的，如同这一时代中其他专门化的学科，经济学变得狭窄、局限、孤立，似乎同人类其他活动、其他学科不相干。^[7]

佩优托在质疑了经济学的合法性之后，又更进一步质疑西方意义上的“科学”。他用自问自答的形式说：把经济学视为科学值得吗？虽然许多人相信科学可以拯救我们，但毕竟局限甚多。科学所揭示的仅仅是有关物质世界的真理之一面。如果仅仅从物质一面去考察事物，便不可能得到有关事物存在的全面真相了。既然世界上万物都是自然地相互关联、依存的，那么人类的问题也必然是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的。单面科学的解决注定要失败，问题注定要蔓延开来。对于我们的工业化和专门化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来说，环境恶化是一个最明显和危险的后果。环境问题变得如此迫切，人们不得不开始意识到忽略广阔的视界，而相信单一的、孤立的学科视角是多么愚蠢。他们开始用更宽广的视域来看待人类的活动，注意行为对个人生活、社会和环境的影响。

法兰克福学派的主将马尔库塞曾有“单面人”（one dimension man）之喻，警示现代工商业社会对人性的切割与剥离作用。现在，佩优托从佛教立场出发，把西方的科学视为单面的、局限很大的东西。按照他的见解，仅仅习惯从科学角度看问题的人，自然也要被归入马尔库塞的“单面人”之列。更不用说市场社会中以最大利润为唯一目标的芸芸众生了。经济学在把人变为利润奴隶的异化过程中，是难辞其咎的。

从理论上讲，科学应当能够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复杂的、相互交织的问题。但是由于经济学切断了它同其他学科的关联，切断了同更广阔的人类活动领域的联系，所以它在面对当今伦理的、社会的和环境的问题时就显得无能为力。况且，它对我们的市场导向的社会施以巨大的影响，狭隘的经济学思维事实上已成为我们最紧迫的社会问题和环境危机的主要根源。

把经济学看作科学，究竟值得吗？虽然有许多人相信科学可以拯救我们，但毕竟局限甚多。科学所揭示的仅仅是有关物质世界的真相之一面。如果仅仅从物质一面去考察事物的话，便无法得到有关事物存在的全面真相了。既然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处在自然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状态中，那么，人类的问题也必然是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的。单面的科学的解决方式注定要失败，问题和危机要蔓延开来。^[8](www.xing528.com)

佩优托试图要人们明白，佛教经济学与正统经济学的根本差异在于：后者从经济的角度看待经济，而前者则要求从社会、个人和环境的相互共生来看待经济。佛教的这种超宏观的经济眼光倒是和新近出现的文化生态学或生态人类学颇为接近。佩优托在第四章中提出佛教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原则也不妨看作是具有警世作用的生态伦理信条：

实现真正的生存和谐；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他者。^[9]

这里的“他者”（others）显然不仅包括他人，同样也包括一切生物。

如果说正统经济学教导人们的是“多多益善”，那么佛教经济学则提倡“少比多好”，或干脆叫“少少益善”。这自然使人联想到道教的思想祖师老庄所向往的那种“小国寡民”和“人民少而禽兽众”的自然理想状态。

从经济学所关注的生产和消费的互动增长指标来看，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确实已将人类带入前所未有的发展之中。“消费文明下的快乐奴隶”总认为自己比祖先时代享有更多的技术优势和物质财富，却不能从终极意义上追问经济增长数字之外的发展限度问题和生存意义问题。对此，佛教经济学的倡导者们从环境伦理的背景出发，为走入死胡同的西方经济学敲响警钟。他们认为对全球环境的持续恶化，经济学所鼓励的无节制的生产和消费当然要负主要的责任。他们希望把生态学和伦理学的要素整合进来，重组经济学的学科体制，使它不仅关注分析数据，而且也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不再单纯鼓励增长，而要更多地强调增长的极限。

从伦理的意义上说，经济活动必须按照不伤害个人、社会与自然环境的方式展开。换句话说，经济活动不应该对自身造成损害或对社会造成动荡，而是应当加强这些领域中的良好秩序。如果将伦理价值作为重要因素运用到经济分析中去，那么可以说一顿便宜而营养充分的餐饭当然要比一瓶威士忌更富有价值。^[10]

通过这样的对照之后，两种不同理解的“经济”概念就截然区分开了。美国的著名人类学者马文·哈里斯曾强调：对经济的两种界定均有其合理性。人类学者更倾向于关注由文化传统所构建出的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动机（motivations）。^[11]而此种动机又往往由文化背后更深层次的生态因素所决定。在他看来，经济学家用乐观主义的态度所观照的生产力进步，如果改换长距离的文化生态眼光去看，其实是迫于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而被迫选择的“生产强化”之结果。从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到农业革命，再到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人类迫不得已地走上强化生产、毁坏环境的恶性循环之旅：“当代的国家社会正全力以赴强化工业生产模式。我们只不过才开始为新一轮生产强化所造成的环境资源枯竭付出代价，而且无人可以预言为了超越工业秩序的增长极限应采取什么新的控制措施。”^[12]在当今最富于远见卓识的智者感到为难的地方，佛家和道家思想的真实价值也就得到凸显：自然无为的生活方式也许是避免陷入生产强化恶性循环的唯一途径。道家圣人们似乎早就独具慧眼地看到无限制扩大生产与消费对人自身的危害，特别标举出“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13]的生活理想，希望通过节制人的野心和贪欲来达到人口与自然资源间的平衡。道家思想反复强调的“恬淡寂寞无为”“虚则无为而无不为”“莫为则虚”，表面上看好像是讲修行的训练，从大处着眼则可以理解为一种调节物我关系、天人关系的生态伦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否有可能像佛教经济学的建构者那样勾勒出一种道家经济学的原理轮廓呢？

道家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在于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人是自然的一分子、一部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死与共、唇齿相依的，所以不容忍把人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狂妄态度，也就不会导致征服、劫取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暴行。庄子云：“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14]这样理解的“并生”关系是保证人类效法自然、顺应自然的理论前提。人的经济活动当然也要在这一大前提之下加以统筹，以求得朴素简单的生存需求为限度，尽量回避人为地追逐生产强化和放纵消费的做法。而庄子塑造的真人形象，正是善守天然而拙于人为的万世之楷模。真人式的生活将会最小限度地妨害自然，最大限度地防止生产强化，使“天与人不相胜”的淳朴和谐状态得以长久维持。

在马文·哈里斯的经济观中，导致环境资源枯竭的是人为的生产强化，而导致生产强化的又是人口的增长所带来的生存危机，他把这称为“生殖压力”。人与自然之间原始均衡状态的打破，就是由这种生殖压力所造成的。如果我们不得不承认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众多的动植物物种是不可再生的，而人口的增长却是无止境的，那么如何限制人口增长，就成了保证天人不相胜的和谐关系的根本。当今时代战争频繁，政治家们仅从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角度去分析战争的起因，难免显得短视而不得要领。其实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和冲突，归根结底是由人与自然资源的生态—生存关系为决定要素的。不论是希特勒为日耳曼人争取生存空间的公开叫嚣，还是布什为控制世界最大的能源产地而冒充世界警察去攻打伊拉克，资本主义文明孕育出的“增长癖”才是战争和杀戮的终极罪魁。其潜在的病根就在于人口本身的增长以及与人口增长成反比例的生存空间的负增长。老庄早在文明史的早期阶段就已经意识到这将是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所以针锋相对地设想出一系列应对措施：一方面控制人口总量以保持生态系统的均衡，另一方面教育个人少私寡欲，防止陷入无休止的物质追逐。

2003年春，即本文撰写之际，随着美英对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世界各地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战示威活动。从伦敦到华盛顿，从约旦到韩国，参战国与非参战国的无数人民自发地走上街头，表示反对战争向往和平的良好愿望。然而，我们在认同这种维护和平的正义感和责任感的同时，也应意识到，由于缺乏宏观的历史性长焦距的思想透视，目前世界性反战运动的基本倾向具有“治标不治本”的缺陷。因为，战争必然爆发的根本原因表面上看是出于当下的超级军事大国的霸权和主战的首脑。其实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人格化代表，英美的首脑人物自己也是增长癖的患者即受害者，也是需要治疗和拯救的对象。没有他们，也会有其他的首脑站出来做同样的屠杀举动。真正的战争元凶是驱动资本主义制度的那种唯利是图的生产方式和无限膨胀的物欲和占有欲。这才是把人类赶上不归之路的“最大规模终极杀伤力”的源头所在。

2003年3月28日，也就是美英对伊拉克的战争开始后一周时，美国的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联合发表意见，他们通过算经济账的方式向美国政府论证了对伊拉克战争的“不合算”性质。面对着人类以高科技尖端武器的互相屠杀以及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这些知识精英居然还在计量投入与产出比的利润盈亏。笔者以为这正好暴露出西方式经济学的狭隘和偏执。尽管这些经济学家也表示了反战的态度，但是他们的理由却显得多么渺小和唯利是图啊。如果有佛教经济学和道家经济学的深层思想观照，我们或许才可以期待为人类战争和屠杀行为找到“治本”的逆耳忠言和苦口良药吧。

面对B52轰炸机在人群中投下集束炸弹的现实场景，每一个理性的人都不会无动于衷。反过来看，这样的场景为人们真正理解当今主流社会学的重要代表——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这部书中论述的惊人观点，提供了异常生动直观的活见证：为什么说高度的文明与高度的野蛮其实是相通的和难以区分的。

现代性的某些本质性的要素，如科学所培育出那种冷冰冰的、斤斤计较的理性计算精神，自我膨胀的技术以道德中立的外观加速发展着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社会管理日益趋向非人性化的工程化控制方向，所有这些的结合，使对人本身的迫害和屠杀这种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现代性始于理性，现在看来极端的理性却通向极端的非理性。现代性是现代文明的结果，而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超越了人所能调控的范围，导向高度的野蛮。^[15]

西方的短视的经济学在“科学”的假面下培育出“那种冷冰冰的、斤斤计较的理性计算精神”，如何正在不知不觉地把人类整体引向自我毁灭的道路，我们通过电视画面中“高度野蛮”的现实屠杀景象，是否可以得到触目惊心的验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