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

弗朗索瓦·于连是一位法国哲学家、汉学家，任巴黎第七大学教授、国际哲学学院主席。他的著作《迂回与进入》讲的是如何让西方学者通过迂回东方的方式重新进入西方的古希腊思想传统。这部书的中译本1998年问世以来，在中国学界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国内读书界对这位于连的了解远逊于法国小说中那个徘徊在“红与黑”选择中的于连。

2001年，于连的《为什么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一文的中译本在《跨文化对话》第5辑上发表^[1]。由于标题的绝对醒目，引起相当的注意和相应的震动。于连在文章中发挥了《迂回与进入》的主旨，对比较思想史研究的功能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困难并不在于中国思想相对于欧洲思想的不同，也不在于它们自古以来相互之间的不相干；因此一旦进行剪接，首要的工作就是要成功地将它们从这种互不相干的状态中脱离出来，使它们面对面，一个能看见另一个，另一个也这样看着它。从这时起，就是从此到彼的这种背景的变化自发地产生。”^[2]

西方通过对东方的发现，如何能够达到反观自身弱点与局限的开悟境界呢？于连的看法是：从外部迂回的考察方式，可以帮助西方人明白天外有天的道理，进而对自己头顶上的那一片天有了相对化的体察：

人们由是明白，中国是行走在西方的存在概念、上帝概念、自由理想等这些伟大的哲学元素之外的。它按照它的轨迹思考：过程逻辑、作为机体的世界、调和的理想等。所以中国吸引我们把思想从自己的轨迹中解脱出来——也就是说，抹平思想的轨迹。

这种迂回因此也就包含着一种回归：从这种外在的观点出发，问题又回到了那种深藏的、不明晰的成见，欧洲理性从这些成见上发展起来，欧洲思想把这些成见当作一种显然的事实传递下来，因为欧洲思想吸收了太多这样的成见，而且，它就是在其之上繁荣起来的。^[3]

这样的看法，与一个多世纪以前黑格尔的那种居高临下看待未开化的东方的看法，几乎形成了天壤之别。也就在我们中国学界借助于后殖民主义的批判视野，开始争论中国究竟有没有、应不应该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哲学史”这一套东西时，西方学人的这一态度无疑也会给我们提供了反思自身的有效触动。用人类学的术语来讲，弗朗索瓦·于连的观点叫作“文化并置”法：即通过引入与自己习惯的文化视点完全相异的视点，就能够使自己原有的视点“陌生化”。也就是获得反观的借镜，从中照出自己的真模样，而不是自己习以为常想象的那种自满的和带有成见的模样。继铃木大拙之后，在西方传播禅学的第一功臣阿部正雄在《禅与西方思想》一书的第一个小标题就是“禅不是哲学”。这个标题的意义不仅在于可以帮助西方人了解东方禅学的特质，而且也启示人们：“哲学”只不过是发源于古希腊的一种地方性知识和智慧的传统。世界上还存在许多与“哲学”不同的知识和智慧传统，有待于我们摆脱西方哲学的成见去重新认识。一旦有了不带成见的认识，你就会发现，不是“哲学”的禅其实有它自己的一套深奥哲学。

身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的乐黛云教授在论著中不止一次地提到于连的这篇文章，这表明比较文学研究者从中获得的启发是巨大的：比较研究的意义不再局限在像文学外贸的互通有无或文化交流上面了，而且具有了从根本上改变原有文化的自我中心式感知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催化剂作用。(www.xing528.com)

可以这样说，与以往相比较而言，知识全球化时代的人文学研究，不论研究者的课题是否直接从事比较，至少都要带有比较的乃至全局的眼光和知识格局。既然西方学者通过迂回中国、迂回东方的方式有效地重新进入了西方思想，那么中国或东方学者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迂回西方的途径重新进入本土的文化与思想传统呢？

大体上看，西学东渐以来最优秀的人文学者几乎都有这种迂回的经历，只不过多数学人的迂回带有不自觉或半自觉的性质，没有像今天的于连教授这样提炼出高度自觉的跨文化认识的方法论原则。笔者在“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丛书总序中，曾提到中国古典文化研究借鉴现代西学范式的意义和可操作性问题，或可看作是和于连教授同类的在文化隔膜的大山两面谋求挖通的意向。看来，这个工作任重道远，需要多少代人不间断的努力才会有突破的效果。目前的成绩是，在文化隔膜的大山两侧同时开始了谋求沟通对话的自觉尝试，而且这类尝试已经引起思想界学术界日益增多的关注。人们逐渐意识到，前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自闭症到了当今的知识全球化时代，已经显得不合时宜。超越文化自满的良方就是主动地迂回、对视和对话。法国当代思想家、法兰西院士让-弗郎索瓦·勒维尔和他的皈依佛教的儿子马蒂厄·里卡尔的一场对话，实际上对于连教授提出的“迂回说”做出了极佳的回应。在该次对话中提出的一个观点是：西方的失败不在于科学，而在于哲学。哲学本有两大基本功能：智慧与科学。而在最近的三个世纪中，西方哲学抛弃了它的智慧功能，同时也被科学本身剥夺了它的科学功能。在对话的结尾处，马蒂厄·里卡尔的总结之辞说：

经历了许多世纪的互相无知之后，在最近20年里，佛教与西方思想的那些主要潮流之间的一场真正的对话已经开始建立。佛教就这样取得了它在哲学史上和科学史上的应有的位置。

如果我们将所有的异国情调放在一边，则佛教道路的目的与所有那些巨大的精神传统一样，都是要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类存在者。科学既没有达到这一目的的意图，也没有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4]

对现代西方文化如此清醒的反思性认识，似乎给出了“迂回”的充分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