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大众传媒对东方转向的影响

从长时段的角度审视现代世界文化的趋势，可以看出两个对立的进程在矛盾和交错中同时展开着：一是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被全球化加以同质化，并趋于弱化和消失；二是文化交流、新的综合和新的多样化的出现。这两个对立的进程体现在文化的不同层面上。比如，在艺术、音乐、文学、思想方面，文化的世界化没有被纳入同质化的一元模式。虽然有大规模的跨文化传播和影响，有风格上的借鉴与模仿，但是本土文化特性的表达仍然受到高度的重视。小说、诗歌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表现文化他者的作品得以广泛流传；与此对应的还有哲学流派的越界传播，政治、美学和文学理论的国际旅行。在20世纪后期，这种文化进程世界化越来越突出了。许多敏感的争议围绕着文化输入和输出的逆差或顺差而展开，给理论工作者带来前所未有的新课题。

与此同时，东方文化在西方激起了种种好奇和疑问。欧洲人在18世纪便翻译了《易经》《波斯古经》和《奥义书》，在19世纪翻译了孔子和老子的著作。20世纪把诺贝尔文学奖发给了印度人、日本人乃至海外的华人。德国比较语言学家麦克斯·缪勒在19世纪后期编出了篇幅巨大的《东方圣书》，成为一时的盛事。但这一时期亚洲给西方的启示还只是考据研究的对象。只是到了20世纪以后，陷入疯狂的战争与大规模屠杀、痴迷的发展主义与同样痴迷的技术换代狂的泥潭而不能自拔的西方人，才终于转过头来，看清和珍视伊斯兰的哲学和神秘主义、古代印度的圣典以及道家和佛家的思想，把它们奉为具有超前智慧的渊薮，一种纠偏补缺的药方，拯救物质主义偏执狂的文化滋养源泉。普及型和商业化的瑜伽、禅宗与太极运动大受欢迎，它们不仅是锻炼身体的方式，也是被市场利益追逐弄得疲惫不堪的西方人找回内心平静的良方。这种修炼运动的普及促进了全球新民俗在20世纪后期的形成。大批的西方青年不远万里，到印度的山林寺庙去学习东方式的沉思修行。

在此过程中，地球村这个极富张力的概念由传媒学的大师麦克卢汉提出，似乎不是偶然的。与受语言文字局限的传统媒体相比，新兴的影视传媒从不同文化提取原始题材，将其补充和综合后生产、发行、合成出一种影响力空前的世界民俗。可以说，电影、电视在这个20世纪的伟大文化整合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从李小龙和成龙进入好莱坞的梦幻工厂生产程序，到姚明成为NBA赛场上最受关注的东方小巨人明星，这种融合不同质文化的世界民俗正在成为大家司空见惯的东西。即使我们可以轻易从中找出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的这样或那样的成分，但是毕竟不能简单地套用这些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有色镜来观照和解释此类新文化现象了。

为什么大众传媒充当了“东方转向”的最积极的推动者呢？看看电影这门在20世纪大大受宠的新兴艺术，也许能够找到一些解释的线索。当初被信守贵族艺术趣味的法兰西院士蔑称为“下层人的消遣”的电影，后来逐渐成为一种艺术工业。学院派在很长时间里把这看作难以理解的现象。而如今，电影终于被确认为具有后来居上能量的第七大艺术。值得注意的是，电影、电视的超国界性比一般的语言艺术更加突出。通过配音译制和电视播放，电影在保留本土艺术家和文化特点的同时成为一种率先实现世界性目标的艺术。从黑泽明的《乱》，再到李安的《卧虎藏龙》、王家卫的《春光乍泄》和张艺谋的《图兰朵》，许多跨越文化界限的东西合璧作品，把不同国籍或地区的导演、演员、摄影师、艺术家聚集为同一个艺术展演群体，使银幕、银屏和舞台率先充当着各种地方审美风习的国际性展示窗口。(www.xing528.com)

大众传媒不仅推动了“东方转向”从学界、知识界到广大基层社会的发展，而且也直接引发出知识分子针对西方现代性的政治与文化认同的新课题。卡尔·博格斯在《知识分子与现代性危机》中指出，“对现代性的攻击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积聚了力量，而且，今天似乎与历史力量的吸引力相吻合。这种攻击从波德莱尔和尼采延伸到阿尔托、海德格尔和当代后现代主义。这一现象的结果之一是，在公共领域内的意识形态冲突的范围也许比通常认定的要广阔得多。面对着这样的斗争，控制大众媒体、文化产业和广告业的精英们试图将社会从众性强加于群体大众之上。”^[23]与技术和市场利益有密切联系的时尚风潮不仅在大众媒体，而且在政界和大学中广为流传。公司、政府和政治家都重视影像的传播形式，这势必对知识分子和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对于批判性知识分子来说，新的挑战是：“在一种强调表面现象和经常使公共话语非政治化的社会秩序里，激进反叛不仅被迫去明确有力地表达反霸权主题和可能性，而且还得打入媒体控制的密致世界之中。批判性知识分子活动的永恒目的是挑战、探索、正视和瓦解——也就是说，构成对权力结构的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反抗力……它能跨越技术理性、经济核算和商品化的有限又具压迫的语言。然而，在现代（和后现代）条件下的问题是，这种颠覆性信息能否不经大量歪曲被听到——至少在现存的公共领域里。”^[24]在这里，可以把博格斯提出的尖锐问题归结到一个焦点，那就是如何带着清醒的批判精神来充分利用市场导向的传媒商业运作方式与作为知识分子的媒体工作者之间的张力空间。这样的问题对于那些盲从市场导向而丧失了知识分子立场的当今媒体人来说，具有非常的警示意义和参考价值。

近日问鼎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张艺谋影片《英雄》以及围绕它的发行而展开的空前规模的商业推广活动和媒体风波，就很能说明问题。电影既是文化工业，也是意识形态斗争的舞台。影片投资商关心的是如何收回投资并赚取尽可能多的利润。但是作为艺术工作者的主创人员是否也要完全为了投资商的利益而创作呢？面对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媒体对“东方转向”的推波助澜之功，东方的知识分子应该如何清醒地选择自己的话语策略，如何在审美追求的同时努力挖掘东方思想的深邃与睿智呢？

博格斯之所以提出媒体与知识分子的认同问题，是因为他继承了福柯关于“特殊知识分子”的说法。他认为在今日现实中，那种英雄的雅各宾式的知识分子的作用以及革命要求最终耗尽了它在现代时期的历史可能性。知识分子的普遍性已经丧失了，他们的分化不可避免。因此，有必要重新按照社会职能划分出“技术官僚型知识分子”与“批判型公共知识分子”这两大类别。并且认为现代性危机的加剧与前者有关，而危机的解决则有赖于批判型知识分子和大众赋予的权力的结合。^[25]如果完全丧失批判性的自觉，那么知识分子不是沦为商业性的奴仆，就是加入技术官僚的体系。